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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在那篇著名的《讲故事的人》中,指出了这样一些令人遗憾的事实:“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与我们疏远的事物,而且越来越远。”“这种现象的一个 原因很明显:经验已贬值。经验看似仍在继续下跌,无有尽期。”“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 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 言喻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
这些话写于近百年前,但如此契合当下中国文学的现实。我们身处在一个用信息编织的牢笼中,连带着文学创作止于这些信息的壁垒——在我有限的阅读 经验中,我读到很多为当下的日常生活提供合法性证据和对现状进行诠释的作品,但大多数叙事和抒情浮于对所见所闻的浅显理解,能够看到现象和事件背后的文化 源流者并不多见。古代谚语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而小说家在网络时代则更难以独处,事件和现象等信息形成风墙雨幕将小说家裹胁其中,那么在今天看 来,本雅明的可信度又有多高?
我不是复古主义者,但是我梦想返回到古代中国的文学现场。那个现场首先是民间的,夜幕降临,老年人将一个个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给孩子,孩子从这些 故事中学到最基本的是非、善恶和美丑观念;孩子长大了,他们到街头巷尾去听说书人讲故事;当他们变老了,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他们的孩子,并在讲述中加上自己 的见解,为了使故事好听,又将故事情节编织得更加曲折,但从未改变那些故事的内核和寓意。这些零碎的、分散的,甚至逻辑并不十分严密的故事,在一代一代的 讲述中变得日渐丰盈。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经由文人的升华,变成精细雅致的叙事,这就是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诞生,作为顶峰的《金瓶梅》和“四大名著”也产生 于不断累加的故事中。
由此可见,我们的传统建立于对一代代集体经验的内化——吴承恩、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凌濛初、冯梦龙,以及那个不知身份的兰陵笑笑生等,正 是那种能够把讲故事的人的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经验的小说家。——来自于在场可见的、明确了讲述者身份的故事之所以能够顺畅转化为听众的经验,乃在于在这个场 域中,听故事者本身已经变成了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他们在倾听的时刻与故事中的人物建立了密切的情感联系,同悲欢、共命运,间接经验经过现场的转化成为情感 上的直接经验。所以,那些体量巨大、人物众多、结构复杂的经典作品尽管不是作家凭借个人经历写成的自传体文本,但其故事逻辑严密丝丝入扣,情感真挚感染力 巨大,并通过诸多的细节传达故事从古而来所教谕的道德观念。传统由此而来,几无更改与断裂。
就我们当下而言,电子娱乐工具日渐取代讲故事的人的地位,成人用手机、电脑、点读机等播放工具代替自己的讲述,孩子在“电子父母”和“电子祖 母”的陪伴下成长起来;上学后,他们开始拥有“电子老师”,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是机器养大了他们,“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人与机器之间的 交流没有感情,没有在场感,也没有基于个人身份的诸如亲情、权威之类的附加影响,故事已经起不到原有的作用。因此未来的人群缺乏温情将是常态,我们只有机 器的头脑和智慧,却没有人的感情,更无法形成常态的、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格局,靠族群认同感得以延续的文化传统出现断裂是必然的。
由此延伸到文学上,网络时代如何把日常生活内化为文学经验出现了问题。我们每天泡在网上,但是关掉网络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即便是发生在同一座 城市里的事件,大多数人也是从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上而不是现场得到关于事件的一切详尽信息,但无论事件多么严重,却总有与自己无关的感觉。为什么会发生这 种现象?这是因为,事件连同身份不明的、不可见的网友们对事件的反应进入我们的头脑,形成了二手经验。但是,与那些听故事者不同的是,二手经验激起的是头 脑里的理性反应,我们会在潜意识里运用既有的知识体系去解释、分析、辨别和批判这些外来的、没有亲身经历的经验,它调动的是我们头脑里的逻辑运算能力,以 此完成对事件的演绎、归纳和推理过程。但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完全不同,我们对直接经验的感觉是直觉,是情感和审美的体验,正是直接经验给我们留下了潜在的 文学形象。世界上每天会有很多见诸媒体的死亡事件,但在我们的记忆和情感之中,如此众多的人失去生命,远远比不上自己的某一个亲人的去世。这是因为面对亲 人的去世,直观感受调动了对亲人以及与亲人一起亲密生活的场景的记忆,从而令悲伤铭刻于心。但是对那些不熟悉的人,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由此可见,网络或者媒体带给我们的二手经验,无论我们看了多少,都很难内化为我们自身的经验,充其量只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能力的训练机会,而不能 与自我的情感和审美发生关联。网上的奇闻怪事很多,看起来好像丰富了我们的经验,尽管这些事件是真的,但是对于我们自身来讲,它们却是模糊的、冰冷的、枯 燥的、虚假的,它并不与以情感维系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发生联系。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看似信息通畅、交流便捷的优势却带来了我们本能上对经验的拒斥。
文学,甚至一切文艺,都是对经验进行审美的艺术。假如经验变得虚假,我们的文学也会变得十分可疑。当下的写作,针对网络经验写作的作品十分常 见。但是这些作品的通病也非常明显:试图用文学表达对日常的理解,阐释人性的善与恶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这种理解和阐释充满了逻辑的理性,充满了设计的 精巧,没有与自身的情感发生联系,较少关涉主观的审美。所以,在我们当下的很多作品中,说理性、批判性明显强于抒情性。文学是情感的表达,但是我们没有用 情感写作,用的是理性的分析,写作是无情的——基于对虚假经验的抒情成为“伪抒情”——这也导致了创作的同质化,自然界无法生长出完全相同的两朵花,但基 于同一模型制作的假花一定会是相同的。
讲故事的人渐行渐远,我们需要在网络时代开辟将事件转化为经验的新途径。那就是,打破信息的牢笼,将自我解放到历史和现实之中,像路遥创作《平 凡的世界》、陈忠实创作《白鹿原》那样,亲临文学发生的现场,为个人确立在历史语境和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坐标,以在场的姿态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并从中寻 找我之为我、家之为家、国之为国,民族之为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与人民、国家和民族形成审美共同体,将历史、现实和集体的经验内化为自我经验,为个人书写 寻找文学史价值,也为当下生活提供来自文学的精神支撑。
中国“70后”作家的创作现状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百年来中国文学风雷激荡,狂飙突进,历经一个又一个文学创作浪潮,出现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作家和经典文学作品,各领风骚数 十年。新时期以来,文学焕发了新的青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层出不穷,但是,进入新 世纪以来,我们惊讶地发现,文学思潮与文学语言形式实验运动已经是波澜不兴了。新世纪中国文学在创作极为繁荣、获奖不断翻新的景观之下,那种新意层出不 穷、风格流派纷争的创作活力与生机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当下创作精力最充沛、最具创作实力的新生代“70后”作家,也显得疲软、柔顺,难得独领风骚、独霸一 方,即使是当下最具锐气与活力的“80后”作家,也一改昔日犀利刀锋与耀眼光芒而转向黯然。苛刻一点说,当代中国青年写作总体依然是不让人满意的,依然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70后”作家,前有“50后”、“60后”的巨大光环遮蔽,后有“80后”的横空出世,是历史夹缝中、被遮蔽的一代。从出场来看,“70 后”作家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1990年代,以“美女作家”的出场为标示,经历了一番喧嚣之后,一部分逐渐沉寂,一部分如魏微、金仁顺、朱文颖依 然显现出很好的创作实绩,这是第一波;二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新作家加入了文坛,从对先锋作家的模仿到左冲右突的创作突围,呈现出很好的创作状态, 如刘玉栋、李骏虎、滕肖澜、乔叶、李浩、鲁敏、常芳、东紫等,这是第二波;第三波是铁葫芦丛书的一批“中间代”、“新女性”作家和具有“后先锋”气质的作 家,如薛忆沩、阿乙、路内、瓦当、苗炜、曹寇、任晓雯等,呈现出新的创作品质,在延续以往先锋写作的精神气质中,有了新的追求和“后先锋”的创作理念。如 果我们从中短篇小说来看,“70后”作家已经呈现出较高的艺术品质,在叙述技巧、叙述能力等方面已经超越“50后”、“60后”作家,构成多元化的艺术风 格。“70后”一些作家创作了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但是在冲击力、影响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大时代主题能力方面依然存在着局限与不足。徐则臣的《耶路撒 冷》、乔叶的《认罪书》、刘玉栋的《年日如草》、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盛可以的《拐弯的夏天》、李骏虎的《母系氏家》、金仁顺的《春香传》等作家作 品呈现出“70后”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成绩。
“70后”作家创作存在的问题与缺失
从总体上看,“70后”作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都是在当代文坛有较大名气和影响力的作家,但是依然没有挣脱“70后”群体命名的困境,没有创 造出具有个人精神地理坐标意义的文学作品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70后”作家的先锋性品质的流失、语言形式实验的畏缩不前,呈现着一种温 吞吞的气质,缺少尖锐性、先锋性品格。“温情叙事”是很多“70后”作家的叙事方式和创作理念。这一方面来源于中国“70后”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和审美思维 方式。但是,也呈现出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理念的深层缺失,或不完整的一面。其次,民族地域文化书写缺少人类性、全球性、文明转换的大视域,仅仅为故事性、 传奇性、地域性而写。当代作家如莫言、张炜、贾平凹,都有对中国历史思考的力作,就是“60后”作家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也都有深刻反思历史的优秀作品。 特别是迟子建,其《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已经消失的鄂温克民族的独特游牧文化的发现与书写,要为今天加速发展的人类重新寻找突破的方向。还有,“70后” 作家对当代正在发生的重大现实生活、时代中心问题的呈现能力、表达能力的缺少。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当代人的痛苦、当下人正在承受的煎熬,谁感受最深, 谁来呈现?当然是生活在其中、处于生活漩涡之核心的中国“70后”一代人,正是需要中国“70后”作家来呈现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当下现实。 此外,“70后”作家思想原创力、引领时代能力的缺失,文学创作的精神维度不足。1980年代文学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思想引领力已经难得一见。相较 于故事而言,文学深处更需要的精神理念的创新,对思想的原创力的追求。只有这样,中国“70后”文学才能站稳、才能立在时代之流的潮头,实现审美的断裂, 引领时代思潮的发展。
“70后”作家未来突破的可能性
“70后”这一代人如何实现审美的断裂?“70后”作家依然需要文学语言、形式的先锋性实验。李敬泽在先锋文学30周年论坛中,提出先锋文学依 然是当代作家可以凭借的精神资源。这种观点无疑是振聋发聩,是真知灼见,也是针对当下中国“70后”作家创作的症候。事实上,“中间代”作家已经呈现出较 好的后先锋品质,不同于以往的先锋作家。早期的金仁顺、李浩、范玮等作家在各自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先锋性写作,值得肯定和期待。“70后”作家创作需要加 强文化、民俗气质和历史气息。汪曾祺、刘绍棠、孙犁、贾平凹等人作品中的民族文化气息非常强烈和清晰。文化让作品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中国是一个具有很强历 史感的国度,作品的深度需要进行历史深入挖掘。“70后”作家要有深入生活内部的能力。像柳青一样,生活在生活之中,而不是仅仅在想象中写作。作品的生活 质感、生活细节、生命体验对于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70后”作家要表现出这一代人的疼与痛。“70后”作家要勇于迎难而上,书写时代重大问题、现实问 题,思索人类文明和历史未来的大问题。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我们正迎来人类文明的大变革,作家是最敏锐的思索者,应该对人类向何处去,乡土中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进行思索。事 实上,历史和现实已经为“70后”一代人提供了无比丰厚的精神滋养、无比宽阔的现实土壤和艺术想象力的庞大空间。在这前无古人的历史大裂变中,“70后” 作家有幸亲眼见证了乡土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亲身经历了这种愈来愈快的加速度城市化进程,亲身体验到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相分离割裂的 痛楚、悲哀、挣扎。因而,“70后”作家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深入民间、大地、历史地呈现这一代人的喜怒哀乐,建立起属于这一代人、打通过去和未来的经 典文学。
总之,我个人认为,“70后”作家作为文坛目前最具有活力、生命力的作家,面临一个重新出发的命题和要求,也是自我获得重大突破、确立个人精神 地理坐标的新起点。时代提供了可能性,“70后”作家必将突破自我,化茧为蝶,我们需要重新出发,确立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也是每一个独特作家个人的精神 坐标。
鲁院青年写作研讨会提出的“国族经验”对文学风向很敏感,可能为当下创作提炼出一种“新文学”的关键词。所谓国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简略说法,先有国家的规约和调适,才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所谓国族经验表达,就是中国经验表达,就是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去表达时代生活的整 体经验,从而为世界文学提供容纳本国整体生活的国家文学,形成可以平等对话的文学资本。国族经验表达首先是时代精神的呼唤,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的时代语 境已经悄悄发生了巨大的嬗变。中国梦的提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推进,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发布,使以前含混不明的中国文学创作格局开始走向两个明晰的 方向:一个是文学本位意义上的生产精品,一个是国族经验表达意义上的中国经验书写。在我看来,在当下谈国族经验表达,就是对中国梦的文学表达,中华文化复 兴的原创性实践。其次,也有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如先锋文学走向疲软,当代文学需要寻找新的活力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族经验表达是中国文学走向世 界文学的必由之路。
从小地方写出全国性和世界性
呈现中国经验,涉及到当下创作不得不正视的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性写作必须具有全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背景,不是某一个地方封闭滞后的生活实录或奇风 异俗的猎奇展览,而是通向国族经验表达和世界文学坐标,比如湖南作家对生活的叙写很实诚,具有扎实的写实能力,但往往缺少开放的意识,习惯于在一个封闭的 本土环境里埋头写作,可否倡导一种开放的、辩证的、融通的本土化写作,创造一种根植于湖湘文化、同时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中国书写形式。二是用现代主义之 光镀亮当代中国作家的写实传统。我们当代文学有深厚稳固的写实传统,如柳青、梁斌、周立波、赵树理的写作。这个传统被先锋小说潮流冲击之后,似乎已经隐 退,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亟需接续与创新。甘肃作家杨显惠就是当下文学写实的一个例子,比如短篇小说《上海女人》写人们吃黄茅草籽:“籽儿收集回去再 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真 的具有惊人的细微可靠的写实品格,不需任何抒情与告白,时代的悲哀自然在写实中弥散开来。这样扎实的写实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时期尤其稀缺。与此同时,它又是 具有现代意识的,比如它的零度叙事,那不动声色后面蕴藏的巨大悲悯;它的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它的旁观者叙述视角,故事中套故事,都传达出世界文 学的形式意味。
从个体经验通向时代整体经验
近几年来,有一类文体比较火,最近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更是提高了这种文体的热度。它就是非虚构写作,比 较流行的文本有丁燕的《工厂女孩》、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还有最近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我注意到,这些书都写得不厚,十几万字,但它们的影响力 以及对时代精神生活的介入力量,远超过大部头的史诗型作品。为什么非虚构影响力这么大?我想,最重要的是它抽取社会生活的样本进行个体经验的深描,把个体 的痛感和沉思楔入到整体的时代生活之中,从而找到了一个从个体经验通向时代整体经验的写作方式。非虚构写作往往抓住当下最紧迫最重要的社会话题,截取此时 此刻社会生活的关键词,不局限于写对象的职业,更注重写出人的真实状况。正如丁燕所说,非虚构写作更强调作者的介入性,未必是爆炸性新闻的人和事,可能是 小人物,通过对小人物的生活场景和他们内心诉求的描写,可能勾画出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的图景。我想说的是,这种非虚构写作经验不只适用于纪实作品,完全可 以扩展到小说创作领域,比如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述了一个“蚁族”艰辛奋斗的悲剧故事,表达了作家对社会新底层群体——大学毕业生的深切 关注,揭示了资本扩张时代个人自强竟无用的惊悚现实。涂自强的悲伤岂止是个人悲伤,它是一个时代社会底层的普遍悲伤,也是一个社会运营机制的内伤。如果当 下的青年写作能够从个人化走向时代整体性经验表达,每个作家努力捧出一个鲜活的社会生活样本,这些样本就可以汇成整体的中国经验书写。
从人的生存通向人的存在
我一直向往这样一种写作: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与形而上的人生哲学之间,存在一条秘密的通道,彼此声息相通,互相通达,互相指证。通过它,小说从 人的生存走向人的存在,从对个体生活的描摹上升到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和表达。比如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中有一个细节,男主角聂致远为了取悦女友赵 平平,拿一本杂志满屋奔跑,费尽力气为她打死了五只苍蝇,终于获得了女友的认可。读起来很觉滑稽好笑,但细究起来却不好笑,背后藏着难以言说的辛酸和无 奈。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已无爱情可言,从小说中这对男女关系看不到爱情的温暖和美好,看不到那种爱情梦想的玫瑰色。这个细节揭示了当下消费主义时代人们 (尤其知识分子)悲凉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存在的虚无。说明在当代中国现实中,当诗意与宁静都已沦为消费对象的时候,一些小说家还在虚构和推崇《廊桥遗 梦》式的爱情故事,是多么轻飘与虚幻,多么不可靠,多么不落地。在这个意义消解、梦想破碎的时代,如果我们的青年写作仍然沉缅于私人化小资化的日常生活叙 事,只会强化意义消解,加速梦想破碎,扩大时代幻象的光晕。当下青年写作应该担当起人的精神价值重构的责任,把写作努力从人的生存推向人的存在。海德格尔 说,真理就像森林中的一片空地,存在者在光亮中显现,或在黑暗中隐蔽。我想,当代青年写作的每一个作品都应是一小片“林间空地”,那横生致密的枝干、汁液 饱满的树叶是人的生存与生活实料,而阳光照进树林,枝叶摇曳,光斑交织,明暗变化,则形成海德格尔所说的疏明状态,呈现人的存在,引领社会生活保持人的本 真和诗意的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