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西装与鲁迅的长衫

　　每次去林语堂故居时，总会想起另一人——鲁迅。鲁迅和林语堂是中国近百年来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文化巨人。时代的因缘际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后来，又因个见不同分开到各自不同的人生战场，他们之间岂是“恩怨”二字说得清的。但要说起他们的西装与长衫，还是有一番来历可说的。

　　林语堂出生于闽南山区一个乡村穷牧师家庭，从小就接受西方基督教与本土中国儒教两种文化的熏陶，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中西两股文化基因。从小学到圣 约翰大学，林语堂一直都在基督学校上学，可以说，这时期林语堂的西学功底要厚于国学，他早早地打开了西洋的视野。一个从小接受西洋文化熏陶的林语堂，穿着 西装出现在公共视野也就显得顺其自然。而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在传统文化沃土中长大的鲁迅，一生钟爱长衫也同样不足为奇。然而，有趣的是，林语堂虽 然穿得很潮，观其一生，他却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他的西装下裹着一个新道家传统；而鲁迅虽长衫一生，却又是一个十足的先锋派，他的长衫内藏着摧毁旧世界的新 思想，二人对比十分鲜明。

　　鲁迅留日时，有感于国内同胞之愚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他弃医从文，以笔为器，展开一场漫长的厮杀。这时候的鲁迅接受了叔本华、 尼采的思想。面对积贫积困、列强欺压的旧中国，鲁迅强烈渴望改变这个世界。留日归来时，国内正处在山雨欲来前夜，胸怀利器的鲁迅时刻在关注时局动向。后 来，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一经发动，鲁迅便毅然投身其中，成为一员主将。这时候的鲁迅主张打倒一切旧传统。面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他内心装 着一个超人；可在他眼里全都是连挣扎都没有的“小人”：一群阿Q，一帮只接受苦难没有反抗的祥林嫂，顶多是喊几嗓子自由的几个“子君”，几个有那么一点意 思却没有能力的小年轻。他必须拿起武器，去摧毁这个世界，重新建立新世界。

　　鲁迅如一个伟大的灵魂工程师，把手中的笔，化作锋利的钢刀，先割去日渐溃烂的痈疽，再剔开表层去刮骨疗毒，然后朝着昏昏沉沉的国民一声惊雷般的呐喊，让其灵魂觉醒过来。这时候的鲁迅是穿着长衫的先锋战士，冲在中国民主及民族革命的第一线。

　　而与鲁迅同时代的林语堂为何不先锋一下呢？按说，年轻的林语堂在欧美求学多年，那时的欧美正处在工业全面兴盛后走向危机时代，各种思潮分流涌动 ——直觉主义与意识流、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相继登场，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当代马 克思主义各种思潮席卷世界，这是一个人心思变的动荡时代。1919年，林语堂就读于哈佛大学，之后转至德国莱比锡大学，一直身处世界各种思潮争端的前沿。 然而，林语堂好像对这些不感兴趣似的。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期间，学校图书馆里中文典籍汗牛充栋，令他沉迷于中国文化。这为他日后沟通中西两界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没有拿出自己的主张不等于反对别人的主张，更不是思想的保守落后。1923年，林语堂取得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当了北大教授。当时， 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分化，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与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激战正酣，林语堂毫不犹豫地站在“语丝派”一边，与昔日有恩于己 的胡适他们展开论战。站在中国文化运动的主线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穿西装的林语堂，与穿长衫的鲁迅并肩战斗，一同探索国民性的改造。

　　然而，1927年是林语堂人生的一个分水岭。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压倒一切，“五四”时期一整套科学、民主、个性、自由的 话语被阶级性话语所替代。恐怖屠杀的乌云笼罩在每一个激进者的头上，像林语堂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从历史的潮头急剧跌落下来。他开始变得沮丧、徘徊、苦 闷、失望，如坠烟雾。他不能同鲁迅那样的坚韧者一同前行，又不愿不能改变自己，最终走上另类独善之路——这正是鲁迅批判的第三条道路。他徘徊在前进与转向 之间，人生一下变得尴尬。作为一同右转的周作人一语道出，这种尴尬是一种悲剧的角色。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林语堂人生的灰色地带。尽管还有周作人这样的同道者 一起书写草木花鸟这类闲适文章，但同鲁迅及左联同志们的激情相比，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可以说，林语堂至此还没找到自己，他看不清自己的前方，更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该往哪儿迈。那种以笔为刀的厮杀不适合林语堂。但在动荡的时代大潮 中，坐下来清谈人生又显得那么另类，为时代所不容。反过来说，清谈也不是林语堂的初衷，而是尴尬，是无奈，是强作从容的另种表达。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文 人，想当一个旁观者都难。幸好，正在徘徊犹豫的林语堂，迎来生命中的一个贵人——赛珍珠。某种程度上说，赛珍珠是改变林语堂人生轨迹的一个人，直接促成了 林语堂华丽的转身。

　　《吾国与吾民》开了一个好头。1936年，应赛珍珠邀请，林语堂离开饱受战乱的祖国，举家旅居美国，开始潜心治学。刚到美国时，林语堂欣然接受赛珍珠建议，在半年时间内写出了《生活的艺术》一书，该书于1937年出版后在美国再次引起轰动，影响超过《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旅美之后，远离国内的纷争，让他拉开距离重新审视饱经沧桑的祖国。当他转过身来时，他发现中华几千年所沉淀下来的文化，是那么的智慧和美 妙。美与丑，糟粕与精华，他看得更加清楚。正是这次转身，林语堂才真正系统地形成了他的历史观、文化观及他的人生观。这是一个成熟的林语堂，一个没羁绊的 林语堂。从1936年旅居美国至1966年回到台湾30年间，林语堂的创作进入喷薄期，《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一大批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全面展示了 他的艺术才华。他写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向西方人系统地介绍了古老的东方中国文化，赢得了国际声誉。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回归传统的林语堂，如他自己所言，“从前回国时，所作之文，患哈佛病，声调太高。”他把庄子、苏东坡引为隔代知音，坚持 达观超然的人生态度，坚持从传统出发，从本心出发，他是第一个发现了自己的生活的作家，林语堂写中国性，坚持用一种纯正的不被欧化的中国传统语言，描写本 土人在自己土地上最普通的生活。这种闲适性灵的笔调，上承老庄、柳宗元、苏东坡，下启公安、竟陵、晚明小品。虽然西装革履，虽然身在海外，但他的根仍在中 国传统的山水哲学之间。

　　传统与先锋，如西装与长衫，体现了林语堂与鲁迅的本质不同。鲁迅穿着长衫，然而他的绍兴花雕酒壶里却装着烈性酒；而林语堂穿着西装，他的西洋琉 璃瓶里却装着温情怡然的糯米酒。不同的风格，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丰富性。风格没有惟一，创作也没有红绿灯，只有个人偏好与选择。在那个时代，鲁迅和林语堂都 交出各自不同的答卷，令后人看到他们各自的选择——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困的现状，他俩各自开出诊方，鲁迅直面人生，坚决主张动刀子，快速去除病灶；而 林语堂则从文化自身规律，主张采用温和的中医疗法，对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开出一剂抚慰心灵的良方——用传统的文化去感召受伤的心灵。摧毁是必需的，也是 容易的，但治疗同样辽阔。鲁迅是穿着长衫打西洋拳击，刚劲凶猛之下，遍地鲜血；林语堂则穿着西装在打太极拳，一招一式，在于强身健体。鲁迅像斗士，一直冲 锋陷阵，而林语堂更像和平医疗队，在后方开展一场心灵的救治。然而在鲁迅看来，在内忧外患一片废墟的家园，还在自己的小天地写着闲适文章，多像在炸弹刚炸 过的地方，端着一杯咖啡在慢慢品味之后，说这地方可以种点花草。而林语堂则认为，笔就是笔，既不是刀，更不是枪，在时间的长河里，艺术文化应该跳出阶级的 范畴去观照后人，这也正是他们本质的区别。

　　正是从这种观照后人的艺术观点出发，林语堂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理想国——1955年，林语堂在法国一个小镇上写了一部幻想小说《奇岛》，设计出理 想中的没有纷争的乌托邦。这正是林语堂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别人在关心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却透过这个时代去关心他人心灵梦幻的世界，推出闲适艺术的生活，不 经意间高扬了他的人生哲学主张。

　　如果说林语堂是新道家代表人物，那么鲁迅则是新法家的代表。如果非要从林语堂和鲁迅身上找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十足的烟民，只不过林语堂一辈子拿着烟斗，鲁迅则抽着现代的卷烟。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