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杨献平的“两地书”

　　我第一次注意到杨献平是差不多10年前，因为一本有“观点”的合集：《原生态：散文十三家》。我理解杨献平提出“原生态”针对的是我们和他共处时代散文伪饰矫情、扭捏作态的时弊，强调散文“我”之现实的“在场”，如其所言：

　　“以强烈的现场感和生活质感，乃至新颖自觉的表现方式方法，还散文以生活的传统，艺术的传统和贴近大地自然本质的传统。就其写作性质而言，定名为‘原生态写作’比较恰当。从这些作家作品上，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贴近大地的写作对重新完成艺术与现实，人文与生活的重新衔接的可能。而与之相对的是，纯粹的新散文越来越自我封闭，大都是来说体验，进行个人的另类审美和内心筑垒，而忽略了生活在散文乃至艺术创造中强有力的支撑和表现作用。”(杨献平：《散文原生态：大地原声和现场精神》)

　　貌似“原生态”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现在从进嘴巴吃的到CCTV的“星光大道”都在喊“原生态”。文学里，比较近的上个世纪80年代“新写实小说”就喊“原生态”。现在快10年过去，可以认真地检讨杨献平提出的“原生态”的意义和局限。应该意识到，“原生态”有“原生态”的意义，“不原生态”也有“不原生态”的价值。如果我们的散文只有“原生态”，那么它呈现的这个“场”这个“态”也是我们时代一个片面的“场”和片面的“态”。某种程度上，“不原生态”、“不在场”装腔作势写作的立此存照恰恰可能成为我们这个矫揉造作时代的活档案。散文这种文体在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人传统的体裁，最容易标榜自己的“精英”身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讨论散文的“在场”经验的时候很容易偷换成现代智识者经验，从而构成对更广阔“经验”的遮蔽。但即便如此，杨献平提出的“原生态”，以及《人民文学》等刊物标举的“非虚构写作”应该作为新世纪中国散文的重要事件。

　　回到杨献平个人创作实践，一是《沙漠之书》，这个集子算是他在巴丹吉林沙漠时候的个人心灵史；二是《生死故乡》，这是他对故乡南太行乡域的具体人进行了接近本原的触摸和观照；三是《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这本书是目前最系统呈现中世纪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全景的一部严肃的史地志和断代史，也第一次廓清了民族发源和流变概貌，杨献平从一个极盛王朝的侧面，看到了历史的普遍规律，尤其是集权制的统治要害与命门所在。三个方面，其实主要有两个地域背景，一是巴丹吉林沙漠和阿拉善高原，并及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二是太行山在河北、山西交界处的南太行乡村。看杨献平的成长经历，最重要的“两地”：1988年至1990年，在河北沙河市完成小学到高中学业；1991年12月入伍至巴丹吉林沙漠。而他的创作却先是“巴丹吉林”，然后是“南太行乡村”，这个有意思的反向和返回，恰恰可以看出杨献平的精神成长和写作自觉。总而言之，没有“巴丹吉林”，就没有“南太行乡村”的再发现。而迄今为止，确立杨献平在整个中国当下散文界位置的应该是“南太行乡村”之《生死故乡》。

　　如何认识杨献平成长和创作生涯中的“巴丹吉林”时期，我认为其不只对杨献平，而且对至少部分中国作家的成长模式具有样本意义。乡村知识青年如何获得文学能力和文学话语？在阅读杨献平的这几个月，我正在做乡镇基层文学生态调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量的乡村知识青年“在乡”同样可以如杨献平“获得文学能力”，但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中却很少“在乡写作者”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文学权力”。换句话说，同庞大的“在乡”的有过文学经历的文学人口比较，获得广泛“文学权力”的几乎都是“离乡者”。在这里，我说的“文学权力”大概是“文学影响力”的意思。“离乡者”获得的，甚至不只是“文学权力”，而是更大的“生存空间”。如何完成真正意义的从故乡出走？显然不是《生死故乡》中那些怀抱希望去铁矿、工场的打工者。这些打工者的希望即是无望，是《生死故乡》中观察的一个重要群体。中国乡村底层知识青年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其实是不多的，如《生死故乡》之“云亮”里的“我”，既不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也无乡村基层政治资源可以动员，也因此“当兵”成为乡村青年通向外面世界的“窄门”。事实上，正是军旅生涯改变了杨献平这个乡村知识青年的成长轨迹、精神构成和文学观点，同时使得他具备文学向上生长的空间，也使得他获得广泛“文学权力”的同时，具有返观和反思“故乡”的能力。当代中国文学这个作家成长类型中，莫言、阎连科等莫不如此。但和莫言、阎连科不同的是，杨献平的军旅生涯是我们习惯上成为“西域”的文化异邦。

　　“巴丹吉林是一片浩大的，充满上古传奇的沙漠，古称流沙，其中有著名的弱水河和匈奴语名字沿用至今的额济纳。我18岁参军到那里，除了在上海读书几年，基本上都在那里度过，一直到2011年。我在巴丹吉林的时候比在老家南太行乡村还要长。每一块地域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而这些，却是无形中改变人的强大力量。我起初并不喜欢沙漠，我的理想是容身城市。沮丧一段时间后，却发现，沙漠是最适合我这样的人的地方。千里黄沙，苍茫瀚海，绿洲和河流静默其中。尽管风暴不断，个人前途迷茫而又苦痛，但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人，偌大的中国有一个收留我的地方，已经是上帝格外开恩了。

　　“我的文学梦很早就有，但参军后才真正开始。写诗，把自己写到骨肉枯干，体重不到90斤。1994年开始发表诗歌。1998年觉得自己的诗歌存在很大问题，便转写散文。我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都是以巴丹吉林沙漠和军旅生活为背景的，其中还有对故乡南太行乡村的穿插。慢慢地，我觉得巴丹吉林对我生命的意义和文学写作的价值。天如穹井，白云宛如丝绸，赤地千里，浩瀚汹涌，这种阔大与苍凉，非常适合我的性格，天长日久中，我的骨子和精神当中也忽然有了沙漠的这一种元素和品性。我一向觉得，做人要大，作文也要大。做人要从大处观察世界，写文要从细微处感知并顿悟和提升。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文章，无论诗歌还是散文及零打碎敲的批评和小说，都有了一种与沙漠氛围非常切合的‘气息’，那就是，悲壮、肃穆、深切、疼痛。现在，虽然我离开沙漠几年时间了，但这种‘气息’仍在。这使我感到幸运。也觉得，巴丹吉林沙漠不仅是容留和损耗我青春的地方，也是塑造我个性和文学作者的根本所在。它俨然成为了我一个精神背景和文学地理，当然还有灵魂版图。”

　　杨献平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巴丹吉林”的“梦辽阔”，之后回望“故乡”的是逼仄和猥琐，应该注意杨献平写作的这个时间序列。至此可以在更广阔的文学史描述杨献平《生死故乡》的写作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沈从文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知青”的“故乡”或者“乡土中国”发现往往都是建立在“现代”的参照系。“乡土中国”凋敝颓败或者田园牧歌都是因为有一个“现代”的未来在想象中可以期许。但在杨献平的“西域”视野里看“生死故乡”：

　　“故乡对于男人，是根脉的事，是血液中的事，更是精神和灵魂的事。我的故乡在南太行山，偏僻，封闭，乡村人古来有之的本性和行为方式仍旧顽强保留，尽管现在有所改变，但在我成长时期，他们还是那样。少小时候在乡村的苦难，主要是屈辱，尤其是人和人之间那种不加任何掩饰的恶意和恶行，使得我长大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它深恶痛绝，甚至多次告诫自己，宁可客死异乡也不会再回来。现在看起来，这一心态包含了相当的孩子气。我父亲去世之后，我觉得故乡，自己的生身之地，在自己身体和灵魂里越来越重，越来布满各种亲热却又非常奇诡的光亮。这种光亮曾经使得我莫名其妙且又欲罢不能。人到中年，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每次回家，路过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坟茔，我就悲哀地想，总有一天，我也会像父亲一样躺在那里的，而且是永恒的。因此，对于故乡的文学书写，我还是非常用力的。我想到的是，为我的亲人和乡亲们写点东西，即使不能作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文学存在，至少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子，即使百无一用，当他也老了的时候，一定会从我的那些文字中寻找自己祖先的来龙去脉乃至整个南太行乡域曾经的那些生命状态。”

　　可以看杨献平的《苍天般的额济纳》和“故乡”并置的地理空间是“苍天”、“沙漠”、“绿洲”和“传说”——“传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时间错置中的“空间”。而“苍天”、“沙漠”、“绿洲”和“传说”恰恰构成了杨献平时间和空间的“西域”。“西域”是一个怎样的“域”？这些貌似常识的问题其实又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问题。在“中国境内”，西域之“域”，从我们的文明之初开始就纠缠着神话、小说、国家编撰史、宗教传播史、民间传说、探险家游记等等相互之间并不重叠，甚至抵牾，真伪夹杂的想象和叙述。虽然有《梦想的边疆》这样的著作，但杨献平的“西域”不深缠这些历史的是非，而是文学的“我看”，“我看”人和物，湮灭和存留的人文和文化。杨献平说：“所有与丝路有关联的人和物，甚至无名者，路过和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即使一粒沙子，都是有福的。”而我说，因为杨献平的打捞、勘探和书写，他们都是有福的。

　　识别出杨献平早于“生死故乡”的“巴丹吉林”的文学前史，就不至于被他《生死故乡》时而以真身出场，时而附身他者，时而纪实，时而虚构的障眼法所迷惑。他不断变换位置，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折断与自渎、确立与沦陷。在飞扬跋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巴丹吉林”之眼里，“南太行乡村”一地荒凉荒寒，却不是“巴丹吉林”人难违天的苍凉壮阔。

　　杨献平的“南太行乡村”在当代中国文学谱系中，貌似贾平凹、韩少功、李锐、曹乃谦、阎连科等的穷敝极地，但却似是不是。杨献平无意于乡村“述异”，甚至警惕着乡村“述异”，虽然也有“南山往事”那样的乡村传奇和惊悚，但“述常”是杨献平写作的常态。在讲述乡村日复一日岁月悠长之“常”中，杨献平《生死故乡》中的人是我们的左邻右舍，他们在乡野间卑微生存，命运蹊跷，各有日常之异性和生命深邃。惟此，杨献平也以《生死故乡》确立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异性和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