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虽破，蝶如何？——评张悦然长篇新作《茧》(潘凯雄)

　　张悦然长篇新作 《茧》 甫一面世，媒体首先关注的是“7年”这个时间长度。的确，不管张悦然为自己的这部长篇准备了多少时间又写作了多长时间？　但 《茧》 距离她上一部长篇的面世真是实实在在地过去了7年。在当下这个“急哄哄”的“快节奏”社会里，能够为一部长篇蛰伏7年也确是不短，这也就无怪乎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这则新闻时用得较多的词儿就是“破茧而出”、“抽丝剥茧”一类。其实，对一位未曾封笔的作家而言，“茧”总归是要破的，与“破茧”时间的长短比起来，那“破茧而出”之蝶的成色几何则无疑是重要得多。

　　《茧》 的首发刊物 《收获》 主编程永新曾如此描述这只“破茧而出”的新蝶：“青年作家不仅挑战自己，更挑战历史和记忆。这部《茧》 一定会改变人们对80后作家的整体印象。”斯言我基本认同前一句，因为它的确是对 《茧》 写作的一种真实写照；至于后半句则有所保留，因为我始终顽固地认为：如果对一个以10年为单位的代际作家群体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其所谓“整体”特色，那真不知要省略了多少个性，淹没掉多少才华。这样的所谓“代际研究”固然宏观，固然抽象，但其成色如何也着实是大可令人怀疑的。

　　具体到张悦然，她的创作尽管也可勉强归入一般评论所概括的那样“没有家国情怀类的宏大叙事，而多是个人经验的书写”一类，但她显然不是韩寒也不是郭敬明，在所谓“80后作家”群体中，张悦然创作的个性印记无疑是十分突出的，也正是由于这种识别性的鲜明才使得张悦然成为作为“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恰恰不是说她的创作代表了这一代作家的所谓共性特征，而只是就其鲜明的创作个性而言。

　　具体到这部 《茧》，张悦然的触角的确是延伸到了祖辈与父辈，这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历史的纵深感，而一旦涉及到祖辈与父辈，顺着他们的时间轴往上缕，那些个历史在我们的批评话语中也就难免要和所谓“家国情怀”有了瓜葛，程永新所言的“《茧》 一定会改变人们对80后作家的整体印象”或许正是就此而言。但我想补充的是：对一位有出息的作家而言，其个人写作的坚守与变化与否本身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张悦然时隔7年的这部新长篇既有她以往写作中那未变唯美而细腻的一面，更有对所谓“家国情怀、爱恨情仇”这类宏大叙事的独特处理。这或许才是《茧》 的独特价值之所在，至少我本人更看重 《茧》 的这一点。

　　一开始读 《茧》，令人期待或吸引人的地方或许莫过于以李佳栖和程恭领衔的双重叙述结构了。其实不然，当所谓现代小说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跋涉之旅后，这已不能算作稀罕。而在我看来 《茧》之稀罕的地方则在于像张悦然这一代在诉说她们的祖辈与父辈的经历时又会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这既是作为一个优秀作家能够充分展现自己才华的用武之地，更是历史大河在生生不绝流淌中的一种必然。

　　屈指算来，张悦然祖辈父辈的生活怎么样也得上溯到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而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以及我们所读到过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对它们的叙述想必人们应该也不陌生，这大约就是许多评论者所喜欢使用的所谓事关“家国情怀”之类的“宏大叙事”了。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样的叙事可以称之为“宏大”？　什么样的叙事则渺小或卑微？　而所谓的大小之别难道只是与叙述事件的大小有关？　这似乎未免太过牵强。在我的理解中，所谓“叙事”之所指既是作家笔下的叙述对象更是作为个体的作家这个对象所持的一种态度，对象固然有大小之分，而态度则只有好恶之别；对象或许还可以有客观性可言，而态度则当然就只是作家主体意志的体现。因此，看所谓作家的“叙事”如何重要的未必在“宏大”与否？　更在于作家们是如何叙述？

　　《茧》 中的李程两家三代人，因其祖辈同属一个构成社会基本细胞———单位，也就同居于一个大院，尽管细胞内还可再划，大院中也有南北之分，但共同的细胞与共同的大院就使得李程两个家庭中的三代人因其“家国情怀”而有了千丝万缕的爱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在这两个家庭中，他们祖辈的交集应该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在那个“史无前例”的10年浩劫中，有多少邻家反目成仇，又有多少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成员间形同陌路，这样的情形 《茧》 中的李程两家都摊上了。得势的李家祖父最终成了社会贤达医界名流，而对手程家祖父则被整成了植物人，最终落下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之谜；如果说李程两家的祖辈不过是那个年代腥风血雨一个缩影的话，那么，他们后代的行为事实上就演绎成了面对那段历史的一种态度。作为成长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李家第二代，与生俱来就是原罪的负载者，为此，他蔑视作为罪犯而又漠然不认罪的父亲，自觉地成为一个宿命般的赎罪人，反叛父亲成为他赎罪的不二选择：违背父亲的意愿而选择下乡，与自己家庭不搭调的女人走进婚姻，离婚后又与父亲同谋的女儿相爱，而当这一切都无法达到灵魂的自赎时，就只有选择死亡而终结自己的一生；比之于李家，程家第二代的形象则要模糊许多，按一般逻辑本该成为复仇者的他们却未见有过多的表现，作品中只有姑姑的试图逃离而又自觉地回归这一笔能够为读者带来些许相关的想象。到了李程两家的第三代，时光已然流逝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作为赎罪者的李家栖和复仇者的程恭，其各自的身份印记虽犹在，但最终的选择却竟然是殊途同归，他们虽欲选择逃离却又不得不为各自家族的牢笼所羁绊，因此，他们就只能借着重述历史来一场漫长的告别，以彼此的和解来摆脱各自的家庭和旧梦，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李程两家三代人的命运因祖辈的孽债而“作茧自缚”，以孙辈的和解而“破茧而出”。这或许就是《茧》 的叙事主线与基调，也是张悦然这部新长篇最有个性特色的地方之所在。祖辈造下的孽债中有时代的影响、有历史的印记，更有人性的不同选择，已然无法抹去；但后辈面对孽债的应对与解决又各不相同，不是没完没了的自赎与复仇，而是直面后的和解与告别。这样的态度与处理或许也正是张悦然从这粒“茧”中所化出的一只美丽之“蝶”。

　　(作者为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