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我乡我土(吴晓东)

《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 李松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松睿的著作《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论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即这一时期的作家、批评家无论身处何处、面对怎样不同的政治情势，他们在构想一种超越‘五四’新文学弊病，适应战争环境的‘理想’文学形式时，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作者在书中试图追问的是：“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对地方性问题如此念兹在兹，并在文学表达中将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在加强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时，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我首先看重的正是松睿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这种逼问核心问题的自觉意识。本书表现出他善于从一个具有本源性的问题出发，在充分进入历史语境，掌握与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建构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研究视野的学术能力。本书对地方性论题的研究，也因此不仅提供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中特有的历史风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某种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历史面向；他的这一研究也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总体性叙事格局中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组成部分。

　　松睿在这部著作中有着多重的方法论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表现之一是对主题学研究的反思：“在主题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会特别关注某类文学主题在文学史发展脉络中不断的复现与变奏，并根据这些长时间‘盘踞’在创作实践中的主题，梳理出作家的思维方式、其在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等一系列问题。”“虽然这类主题学的研究能够得出一些让人深受启发的‘洞见’，但由于在方法上它总是关注所谓‘异中之同’，因而很难为我们回答在特定历史时空下某些主题被特别强调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在主题学的研究范式下，我们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正像松睿在本书的导论中所表述的那样，他进一步摒弃的，还有诸如探究意象或母题的研究路数。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构思和写作最难的部分其实是为拟设的特定对象找到既吻合于对象也属于研究者自己的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寻找一种最为合适的方式对本书的研究对象进行讨论”。而他所要处理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其挑战性在于，在长达八年的抗战历史阶段，中国版图上的三个地区的划分，为此一时期的文学图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个地区虽然也分享着某种相似的历史氛围、文艺思潮和诗学特征，但差异性则是更为主导的倾向。因此，他所选择的合理的策略，是直面差异化的政治形势和言说环境。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地方性问题的理论言说创作实践按照区域划分，并分别进行论述，进而兼顾解放区，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相关问题，就成为作者选择的相对稳妥的方案。而在我看来，真正表现作者的成熟之处的，还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论述的结构则只是帮助研究者更为方便地讨论问题。在有些时候，‘得鱼而忘筌’式的研究态度或许最为合理。”“论述的结构”其实是更有助于还原和体贴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已。而所谓的“得鱼而忘筌”，也许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态度，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甚至可以称为一种让所有研究者都心向往之的境界。

　　“地方性”视野，在松睿的研究预设中，既是理论表述和批评实践，又是重释作家作品的一个出发点。本书因此既是一部具有宏观历史描述和整体理论探索的文学史研究，同时又是偏重于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再解读的著作。本书处理的议题虽然称得上是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之一种，但它选择的论述方式却相当具体细致，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以及对作家作品个案的详尽阐发，都使这个论题得以深入而细腻地展开。借助地方性问题视角，本书洞见了以往文学史描述尚未充分触及的一些创作面向，重新阐释了20世纪40年代的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分析了老舍、赵树理、周立波、丁玲、师陀、梁山丁等作家的小说。而本书更为值得重视之处，或许正在于对上述这些作家进行独特阐释的环节。我的阅读感受是，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兼及批判理论以及文学史视野的观照，是怎样能够照亮以往不被我们充分察觉的文学史现象，正像借助于一个探照灯，他为我们烛照了以往研究视野中一些晦暗不明的角落。

　　因此，对理论和创作的兼顾，构成了本书的双重写作线索。据我对松睿的了解，他的研究才秉是在理论探究和文本分析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性。这种均衡性也是一个研究者具有未来性潜力的表征。他既喜欢研读理论，有比较执著的理论热情，同时又能把理论与文学史描述以及文本解读结合，形成的是一种探寻“理论的历史性”的自觉意识。所谓“理论的历史性”，在本书中表现为理论与历史以及作家创作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关联性。按照本书作者的理解，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是“小说家的确受到文艺理论家们的巨大影响，但其作品对地方性特征的呈现却并没有完全按照理论家的指导进行，而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正是这些作家的小说创作实践，才真正激活了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事物在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潜力，并使得小说形式因大量吸收地方性因素而发生了改变。”这使作者意识到，本书的讨论倘若单纯局限在文艺理论层面上是不够的。引入对小说创作的分析，特别是探究小说形式因地方性特征的纳入而发生的变化，借以全面展示地方性特征对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意义，成为作者所必然选择的研究路径。在我看来，小说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魅力也最具丰富的可能性的文学体裁，是讨论地方性书写的最有效也是无法绕过的形式。也恰恰在小说这一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中，层积着理论与历史以及作家创作之间更为内在化的关联。对这种内在的历史关联性的考察，在第四章《赵树理：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中体现得最为精彩。作者发现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地方性特征存在着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当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家可以轻易地辨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的地方性特征的同时，却无法指认赵树理小说中所蕴涵的也许更不失为鲜明的地方色彩，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家是从阶级性的价值尺度来理解文学的地方性特征。由此，作者揭示了解放区文学所具有的堪称独特的历史特征，即文艺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对解放区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单纯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是如何表现出地方性特征的，而只能在批评家的言论与作家创作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地方性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发挥的功能。”这就真正建构了理论和创作的具体的历史关联性，也凸显了本书作者对赵树理、丁玲与周立波的小说进行的重释的工作也是对历史和政治地图的重新绘制，这种重绘的过程，正是创造性研究的精义所在，它意味着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意识的生成正隐含在对历史和文本的真正释读之中。

　　这些具体化的论断，都呈现出历史以及创作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所在，也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的原因。对地域差异性的关注，也使得本书对几位代表性作家的分析，展示出不同地域的小说家具有差异性的目的与诉求，以及对地方风物进行书写与描绘的各自所固有的独特性，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图景。因此，我赞赏松睿在本书结语中的判断：“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地方性特征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潜力，为不同区域的小说家在不同路径上的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所进行的多重尝试，也让地方性特征对于文学的意义变得丰富多彩。”这些丰富多彩的面向，不仅仅为文学史提供了地方性风貌的差异性存在，也意味着文学史书写应当直面差异性的历史本身，从而才能超越本质论的历史迷障，真正还原文学史的原初面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也提供了关于文学研究怎样回归历史的原初语境的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内涵。(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