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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去历史化的历史写作(曹霞)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16日10:26 来源:北京日报 曹霞

  2015年,路内在《收获》上发表了长篇小说《慈悲》,铺排出国营化工厂从辉煌到散场的画卷。这种跨度和变迁,正是共和国在经济转型期所遭遇的阵痛的展现。近年来,《耶路撒冷》、《认罪书》、《镜子里的父亲》等一批“70后”的历史性文本相继出版。不过,即使我们将这些文本与莫言、格非、余华、苏童、铁凝、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历史书写放在一起,我们也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它们的“异质性”与“陌生性”。在这一代作家手里,历史写作正在呈现出新的维度与格局。

  “短历史”的书写意义

  我在这里提出“短历史”这个概念,指的是在“70后”的文本中,“历史”的跨度并不长,或者并不与故事发生的时间拉开悠远距离,而往往与小说人物的成长和生命同步。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又名《流年》)在“纯白而饱满”的童年回忆中一一展现出那些被时光腐蚀的温暖面容;盛可以的《时间少女》叙述了孤女西西从乡村到小镇的爱情和婚恋经历;肖江虹的《悬棺》讲述了一个十四岁就拥有自己棺材的深山少年和他的先祖父辈们如何在时代的侵袭中一步步丧失了自己的安身之地;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从“打工者”的角度,描写了在城乡转换的罅隙间人们的艰难生存。这些文本通常以个体生活为主轴,在“我的同时代人”的描摹里涵纳着难以抑制的感慨与深情。

  或许有评论家认为这样的书写称不上是“历史”的,因为它们既不“革命”、也不“宏大”,这一判断貌似合理,实则有失公允。这种占据着某些历史高地并将之“真理化”、“唯一化”的做法垄断了对时代的认知,形成了新的拘囿,使得后来者惶顾左右、进退失据。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近三十多年来(也是“70后”的成长和成熟期)并无多少别开生面的政治运动和重大的战争动荡,堪称风雨沧桑的近现代中国以来难得的“无事”时光,那么,我们可以说,写下这样平凡时段中“人”的生命长度,写下“人”的成长、变化及其与生活贴合的每一帧面相,便是最为真实的“历史”。

  镜像里的“中国”

  虽然“70后”书写的是“短历史”,注重的是个人的“生活”和“经验”,但并非囿于一己之悲欢的琐屑和私利,而是如镜像般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幅嬗变和暗潮涌动。

  在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初平阳和他的伙伴们内心携带着一个暗黑的秘密,这与他们“到世界上去”的外在生活形成了深邃的内在同构。在“归去来”的反复歌吟里,隐藏着他们赎罪的决心与数度挣扎后最终获得的平静。小说的“历史”是上个世纪70年代生人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人从故乡眺望世界的一个缩影。这种在城乡、新旧之间游走的历史景观,在诸多“70后”笔下都得到了具象表现。梁鸿的《神圣家族》通过书写医生毅志、圣徒德泉、好人蓝伟、师范生杨凤喜等吴镇人的命运,展现出一种残剩的、冗余的现代性。这里上演着一场场对所谓的繁华、进步、文明、“自由”的cosplay,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拖曳着自身古老陈腐的旧日痕迹。这样的“吴镇”,何尝不是遭遇现代与传统的双重匮乏、历史与文明的双重失落的“中国”呢?

  凝视现代性发展中的“中国”,“70后”看到的是这个“怪兽”所孕育的光怪陆离、欲望世情的产物。田耳的《天体悬浮》讲述了符启明从精明强干的协警到“黑白通吃”的犯罪嫌疑人的复杂经过,以此勾连起时代变迁的风起云涌。李师江的《逍遥游》在“北漂”一族的命运里窥见了转型社会对个体命运的拨弄与碾压。鲁敏的《六人晚餐》展现了制度内外的安逸、仓惶、逃脱、撤散,以及被时代伟力所主宰的畸形关系和生命悲剧。一个个社会发展中藏污纳垢的精神暗疾,正在这一代作家笔下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真相。

  与“50后”、“60后”虽然怨恨于历史变故和政治戕害但依然无法割断深扎于其中的精神之根不同,“70后”亲眼目睹着自己如何被故乡、被古老的传统、被高速发展的“中国”所抛掷。他们一边挡开猝不及防袭来的时代的滚滚巨浪,一边记下所见所闻。他们是被自己的时代“除根”的流放者,他们正在为“今日中国”提供着一代人的证词。

  旁观者眼中的“历史”

  在“70后”的历史写作中,也不乏书写“文革”、反右、抗战、国共关系等“大历史”的文本,这是评论界“正视”并“认同”其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即便面对被“历史化”、“合法化”的“历史”,这代作家也表现出了与此前作家不同的叙事方式。历史的阴影氤氲成他们内心的淡色墨迹,这使得他们并不贴紧于历史内面,也不将自己的情感放置于其中,通常从“旁观者”的角度和立场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行书写。

  魏微的《胡文青传》、路内的《花街往事》、乔叶的《认罪书》和张学东的《妙音鸟》都涉及到“文革”。《胡文青传》借一个“文革”中的激进分子在新时代的生活变故表达了“70后”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思考与探寻。路内的《花街往事》讲述了“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却化解了历史的沉重与恐惧,而填塞进了热闹、嬉戏、歪打正着的友谊、温暖细小的私情。《认罪书》和《妙音鸟》以虚构、寓言、荒诞想象讲述“文革”。前者通过金金的情爱婚姻从侧面揭开一段久远的“文革”往事。后者以村庄和“外来者”的关系展现“文革”对于古老伦理的破坏。有别于余华的《兄弟》、苏童的《河岸》将“文革”作为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背景映衬,自觉的“缺席”意识使这一代作家将历史编织得如同彻底虚空的游戏。

  作为旁观者讲述历史,在“70后”的文本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家族史书写。在莫言、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作品中,对祖父辈生活的描写浸透着今昔对比的灰败与感伤,他们试图召回曾经的力量与荣光。这种情感和价值诉求在“70后”那里并不明显。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讲述“大时代”、“大历史”中的父亲,意在对平凡的父亲及其家庭关系进行多维度刻画,“镜子”这一意象便点明了小说可多面解读、多向阐释的恍惚气质。周瑄璞的《多湾》从民国写到新世纪,讲述一个家族的四代女性的生活变迁,作者着力的也并非历史,而是丰富生动、结实有力的女性形象。葛亮的《北鸢》是他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家族本身所具有的显赫气势、民国脉络使作者将历史风云也日常化了。在虚构想象中,家族兴衰与人物命运脱离了红色叙事、革命叙事的实证性,而呈现为宿命式的个体悲剧呈现。

  作为非亲历者如何讲述历史,是“70后”一向被质疑的困境。如果说没有经历过抗战的莫言通过“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开启了“新历史主义”书写的话,那么,“70后”则以虚构、戏谑、野史、点评、黑色幽默等方式祛除了人为赋加于“历史”之上的“重量”和“分量”。这并非无足轻重,如果我们知道“历史”及其代言人实质上是相辅相成、互生共强的关系的话,那么,“70后”的旁观和消解称得上是对自我、对历史真正的尊敬与还原。

  一代人的历史写作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念。徐则臣说,“70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时恰逢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他想做的便是清理“这一代人的经历和心灵”。这一代作家比“50后”、“60后”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历史真空,但他们并不因此放弃叙事探索和飞翔的想象。他们的历史写作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框定,更倾向于与“人”的生活、生命紧密相连。这种写作赋予了“历史”以新的界定,也有效地柔化、松动和拓展了被某些代际固化的“历史”边界,这便是我所说的“去历史化的历史写作”的内在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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