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杨雪梅)

　　今天的读书副刊可以看作是文化遗产类图书的专集。

　　今年的“文化遗产日”选择了承德作为主场城市。这里因为有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万里长城和避暑山庄而扬名。这两处遗产在中国也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而与之相关的中外书籍特别多。

　　比如早在1909年，美国的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尔就出版了第一本长城的专著《中国长城》，之后同名的著作不断涌现。有关避暑山庄的图书也不少。比如1932年斯文·赫定就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帝城热河》。而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关于游牧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研究，1940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便是代表作。

　　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的历史知识是如何的清晰与完备，如万里长城和避暑山庄一样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我们走近历史细节的最好方式，我们的考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探索未知的过去，为我们在文字王国曾经想象过的图景找到些许的落实，进而指引我们更好的走向未来。

　　今年的“文化遗产日”同样如往年一样选出了十佳图书，它们厚积薄发，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性与权威性。如果非要说些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图书体裁比较单一，大多数还是局限于具体的考古与文物，缺乏一些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提供更多知识乐趣的书籍。我们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下，这使得更多的图书停留在材料的呈现上。

　　康熙时的避暑山庄更多的时候还只是避暑胜地，而到了乾隆时代，这里成为了重要的政治中心。他在避暑山庄热情款待了来自西北的蒙古贵族或部落首领，远在万里之遥的土尔扈特部的归顺以及渥巴锡的东归仪式都发生在这里。乾隆也推崇藏传佛教，在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了三世、四世哲布尊丹巴和六世班禅。这些历史事件与外八庙的每一座建筑都有着亲密而生动的对接，足够我们写出许多精彩的作品，向大众传递兴衰背后的历史铁律。可是更多的游客只是听着讲解员的“快餐式”讲解到此一游。

　　有时文化遗产类图书的策划也需要些高屋建瓴的思路，否则长城就只是长城，山庄也只是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