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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柯:在神性与诗意之间叙事(李丹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14日10:34 来源:书房记 李丹梦

  红柯是陕西岐山人,1993年文坛曾刮起一阵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的旋风,但红柯并不在其列。他的出名要到三年以后。1995年底,红柯告别了工作十年的伊犁,返回故里宝鸡,1996、1997年,他以《奔马》、《美丽奴羊》等带有新疆风情的小说崭露头角,其中不难察觉作者早年的诗歌素养,那不重情节、策力于想像的、梦幻跳跃又元气丰沛的笔致自成一体,与稳重厚实的“陕军”作品相比,仿佛横空出世的“异数”。

  “异域”的生命寻根

  把红柯与早期的沈从文相比,可能有助于我们走近红柯的单纯。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龙朱》等篇中对苗族自由、野性生活不遗余力的渲染和赞美与红柯甚有相通之处。若承认沈从文标举的湘西人性旨在针砭失血怯懦、狡诈虚伪的国民性,并给客居城市的自我打气,那么红柯的新疆世界是否也有潜在的作为精神参照系的意味?红柯曾说:“我所有的新疆小说的背后,全是陕西的影子。”

  红柯在《西去的骑手’自序》中曾述及回返内地后的不适与狼狈,“内地哪有什么孩子,在娘胎里就已丧失了儿童的天性。内地的成人世界差不多也是动物世界。回内地一年以后,那个遥远的大漠世界一下子清晰起来,群山戈壁草原以及悠扬的马嘶一次一次把我从梦中唤醒。”由此不难理解红柯书写新疆时的过滤与净化。“陕西的影子”即是当下的阴影,并扯动往昔的记忆,“新疆”成为其间自我调适、游刃的“乌托邦”。一种精神与话语的异域探险和实践,其参照意义指向被现实驯化的自身及熟透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流脉中,类似红柯的“异域”开掘有两次高潮:除了30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外,最近的要属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

  无论寻根文学、京派,还是红柯的新疆小说,在文化上都呈现出意味深长的“后撤”举措。在寻根运动中,涌现了诸多“异域”:如阿城的山地草原,韩少功的鸡头寨,张承志的西海固,扎西达娃的藏地“香巴拉”等。不难发觉,红柯的文本与寻根文学在精神动因、审美倾向、主题呈现上存在诸多交错重叠:回归自然的冲动,对个体生命、种族生命的关注热情,以及对当下生存困境的解脱、超越,等等。在阿城的《遍地风流》中,我们甚至已领略了红柯式的苍鹰、骏马,它们的英姿同被奉为生命自由极境的表达。

  在此,我无意把红柯的作品视为寻根的余脉或复兴,亦非要抹杀红柯的独特,只是提供看待红柯笔下新疆的一种视角。如果允许“寻根”不局限于文学口号和流派的分类,或许可以说:作为文本内在的驱动,红柯的作品贯穿了浓重的生命寻根意识。这种意识在寻根派那无疑也有,却不能贯彻到底,精英意识阻碍了他们。对寻到的文化资源一面暗自寄予希望,一面又怀疑批判,把中国保守愚昧的东西寻出来做靶子,结果“根”成了祸害。其间的逻辑如下因为有这样的“根”,才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导致“文革”的出现。于是,“寻根”的另类思维又回到了原先的意识形态。而红柯由于淡薄散漫,其追寻生命之根的意志要纯粹和坚韧得多,神话也就是这样追溯到的。

  孤独、脆弱的神话

  在这转瞬即逝的瞬间里,马鬈飘扬,一根一根清晰得像腋下的肋骨,从蓝色空气里显露出来,又直挺挺向四周伸展,跟高车的轮辐一样把奔马围成一个飞旋的力的轴心。马跑成了一个迅猛的圆,很快掩住了苍穹的太阳,阳光如同尘埃簌簌飘落。司机和他的车被马的神性唤醒了,匆忙向马靠拢。大灰马就像伟岸的父亲教幼儿走路,汽车步履蹒跚,大灰马很有耐心地牵它向前,向前……汽车就这样摆脱了幼稚的青春期,声音变得沙哑起来,脖子上暴起坚硬的喉结,浑身上下散出一股邪劲。

  以上引文出自红柯的成名作《奔马》,是该篇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让野性的大灰马与工业时代的“怪物”――汽车比拼、较劲,并占据上风,想像确实奇特而大胆。小说由此进入了一种执着、神秘的语义甬道,虽然画面的实物异常简练:人一汽车一马,但感觉、意想却层出不穷,仿佛不惟此便不能弥补实物的匮乏一般。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现实的单调与缺憾,导致了想像的异变、发达。汽车染上了马的“邪劲”,马的身躯变成了钢制的汽车“轮辐”,这种把人、动物和自然浑然一体并寻觅其间内在感应的情节设置与意义增殖法,在红柯的小说中屡见不鲜。它不仅是单纯的修辞,更是一种文学思维的范式。在《乔儿马》、

  《廖天地》、《麦子》等篇中,这种局部的修辞术已演变为全部文本致力的主题:即人如何在荒凉、险恶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在此,新疆的“异域性”已大大减弱,完全可用别个不叫“奎屯”或“阿尔泰”的、偏僻贫困的地方代替之。其间的无名主人公(“他”)之所以能自得其乐、安贫超然,完全是因为他们和作者一样,掌握了一套和自然、动物“对话”的方式,在万物有灵的冥想感悟中消磨时光,把孤独和寂寞咀嚼成意义的圣餐。不妨再引《廖天地》中的一段,其中意义的衍生与辐射与《奔马》如出一辙:

  那是好多泉水汇聚的地方。他把手伸进去,可以感觉到泉水的跳动,跟小动物一样。他趴到地上,嘴贴上去,舌头伸进泉里,舌头就大了,跟鱼一样往深水里扎。他听见泉水啊了一下,他的舌头搅得更欢。泉水翻腾起来,他紧紧压着泉水,越压它翻腾得越厉害。他曾这样亲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成了他老婆。他手撑着地,舌头和嘴已经回到脑袋里,脑袋里有一团火焰。他身下在的是秋天无边无际的草原,和草原上的一眼泉。他笨手笨脚起来,走好远,还能听见肚子里哐啷哐啷的泉水声,像个孕妇。他怀了大地的孩子,他很高兴。

  人成了鱼,泉水化作了女人,人与自然投契交欢。这是红柯出具的极富浪漫色彩的、反现代性的生活对策,且不论其深刻与否,就其中蕴含的人与世界之间的想像性关联和构思来看,神话思维的意味是很明显的。

  在此,神话和所谓“文学性”表露出有意味的纠缠。主人公在冥想的“独语”中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和谐,但这并没有触动他孤独的生存境遇。事实上恰恰相反,浪漫的神话思维愈发加重了孤独、封闭的感受。除非不再思考,否则便免不了如下疑惑:这是了脱,还是自欺欺人的幻影?在自然中发掘休戚共生的精神纽带和维系,是意味着自我解放,还是投身新的囚禁?红柯本人对神话和童话评价甚高,认为它们在激发文学想像方面颇具功效,他说现代小说有向神话和童话回归的趋势,比如纳博科夫的部分作品,以及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

  对此,红柯自己身体力行,《一把手》写保安人的英雄赫赫阿爷和波日季,完全是民族古老传说的笔致。《金色的阿尔泰》记述兵团人艰苦神圣的垦荒生活,每个人都操一口史诗语言,如同另一版本的《创世纪》。《树桩》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神话,一对男女在树权上相恋,后来男人与树长在了一起。这类神异、荒诞的细节在红柯的小说中俯拾皆是。以致只有在神话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红柯的作品。红柯似乎有意识地要唤起我们对神话的记忆,他作品中简单的人伦关系,人物的去名化,部分纯净的说故事的口吻语调,都让人产生神话的联想和错觉。

  然而,红柯似乎低估了读者的阅读习惯。要抵达情感的共鸣,读者天然倾向于更多的现实成分的索取和确认,这是红柯的神话所不能胜任的。在自然冥想术的运作中,世界被摇动得色彩斑斓如万花筒,但还原过来却只有几片碎玻璃。像《奔马》中的人一车一马,《麦子》中的老夫妇与麦地,《过冬》中的老头和土屋。我并非排斥小说拥有神话的质素,像卡夫卡那样把人变成甲壳虫便是一个极具震撼的神话变形,他用神话的形式把现实中难言的异化、压抑、屈辱给具象和客观化了,神话与生活、现实与虚构在此融成一体。

  而红柯的神话由于过分依托想像和人物膨胀的感觉,文本留下了一厢情愿、一面之词的印迹。在内容的某些衔接和转折点,顺手拈来的神话情节尽管温馨动人,但多少有些回避和美化严酷现实的味道,呈现出硬性的粘附与过渡。《白天鹅》里开垦白碱滩的兄弟二人终于等来了美丽的女人,这个皆大欢喜的故事和“天鹅要在荒凉的地方落脚”的童话结合在一起,两者互相印证。如同小说开头所每“从天山腹地起飞的一大群白天鹅穿越准噶尔盆地,飞往遥远的西伯利亚,理所当然要发生一些故事。”若不是这一天真神奇的希冀,很难设想小说将如何为继。

  我不否认红柯回归自然的真诚,在他笔下的自然冥想中人确有获得净化和解脱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抵达自由、幸福的惟一方式,更谈不上终极。这种环境本身、采取此种方式的人没有价值、文化、伦理上的优越性。正如我们无法选择:一个身处边远之地、物质贫乏的人和一个在城里打拼挣扎、心力憔悴的人,究竟哪个更苦一样。苦难乃心造之境,执着其中便苦不堪言,对此,文学应该持有平等的仁慈。而红柯的热忱及拯救意识似乎更多眷顾的是边远之地的人们,一种潜在的二元对立的审美暗示,对内地、城里的人,红柯没有指出任何出路。是不愿,抑或无力?就文本的结果而言,无论在美学还是情感的版图上,我们都难以找到内地的位置。

  神话里的“父亲”

  加拿大学者弗莱认为,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的欲望和幻想,神的超人性不过是人类欲望的隐喻性表达。

  以《奔马》为例,初看起来,这仿佛是一篇召唤回归自然的生态小说。车马角逐、灰马像父亲般引导汽车的细节,容易招致上述解读。然而情节的发展却摧毁了这一理解格式塔。失控的汽车压断了马的后腿,司机情绪低落。妻子在一次骑马中鬼使神差地爱上了马。

  此后,两人对神骏的记忆萦回不去,它们和夫妇间的性事交织一处,如同电影的蒙太奇。只要丈夫对妻子说她是马驮来的,两人便能达到高潮。小说的结尾,孩子出生了,他的哭声像马的嘶鸣,那是“从大地深处蹿出的一匹儿马:雄壮、飘逸和高贵。”至此,一个新的意义脉络(格式塔)形成了。回归自然只是序曲和外在的凭借,《奔马》力图表达和张扬的是对雄性生命、对父亲的追溯和憧憬。

  红柯后来标举的强悍、勇武的英雄美学在此已现端倪,但作为主人公的司机却并非英雄。小说写的是司机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和障碍,成长为父亲的故事。较之以往的寻根运动,此处的追溯,民族启蒙的意味很弱,它更多指向男性精神危机的自救。在红柯看来,社会的最大问题在于对雄性生命的压抑和扭曲,男人不像男人。而解决个体危机和重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重塑男人,让男人成为英雄和父亲。然而,这一过程已不能在现有社会中进行,只有借助自然的教化。

  如同《奔马》中的司机,在与灰马的较劲中领受了野性的熏陶,神秘的雄性生命力从马传递到司机身上,再经由生育传给儿子。儿子的出世象征英雄的诞生,同时标志着一个精神父亲的成熟。到此,安泰式的原型实现了。

  由于《奔马》着力刻画的是司机,一个普通人的体验,神话原型中古远飘渺的色彩被克服了不少。而《奔马》的魅力就在于用神话的方式来解决、而非简单敷叙甚为棘手的现实和心理问题时所产生的内部张力。小说惹人注目地将父亲和英雄的角色分摊在两个人物身上,一个神话在进入现代语境时分裂、变形的触目标记。父亲由凡人来担任,并充当凡人向英雄过渡的枢纽,它显示了主体对父权(伦理)秩序和权威的记忆与渴望,一种由凡人圣的僭越。勿庸讳言,与多数史前神话的特质类似,红柯的文本建构(延承?)了一种相当纯粹的父权文化形态。它的真率、血质和阳刚气亦由此而来。在对父亲的塑造和幻想中,主体对自我和现实不满的郁结,间接得到了释放。这或许是主体心仪神话的最重要的理由。作为对现实的必要妥协,神话中英雄的实现被推向将来(下一代),化作了撩拨人心的希望和承诺。

  与《奔马》可作为姊妹篇来读的是《狼嗥》。女人被狼叼走,安然无恙地回来,但身上留下了狼的慓悍气息,每次与男人亲昵,对方总感觉在与一股神秘的力量对决。换句话说,只有战胜狼,或者把狼的力量消化掉,纳入自身,才能实现男人的本色和功能。这与《奔马》的构思何其相似!在红柯的小说中,抵达男人或父亲的地位要经过一个特殊的成年仪式,即接受自然(包括动物和环境)的挑战和洗礼。它成为红柯文本里一个基本的原型结构。除了司机与马的赛跑(《奔马》),丈夫与狼的较劲(《狼嗥》)外,孩子对鹰的摹仿和迷恋(《鹰与影》),破冰人对冰河的开凿(《雪鸟》)等,都可视为这种原型的展开。

  一种原始古朴的自然优选法。值得注意的,是其问女子的作用。在男性的成年仪式里,红柯经常写到性爱,却毫无猥亵之气。很少有人能把性爱写得如此干净、质朴、坦然、明亮。这可能与红柯从神话中接受的父权文化秩序有关,女人在此的奉献功能已然命定。

  红柯关注的兴奋点与其说是情爱的细枝末节或微妙情绪,不如说是对男人主动性的信念,是性爱启动的生命能量的沟通与交流(男人以此砥砺和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狼嗥》里的女子为激发男人的雄性意志,竟杀死了她一度迷恋的狼。如是壮举并不改变她配角的地位,她只是依“法”行事,本能地效忠男人。

  在红柯神话的情爱格局中,女人大多天然地崇拜男人、依附男人、栽培男人、浇灌男人,如同安泰脚下的大地(无独有偶,红柯描写土地时会惯性地采用性感的笔触,拓荒者开垦土地,仿佛在触摸女性的肌肤)。苏拉遭海布始乱终弃,却无怨无悔(《帐篷》);骄傲的女记者被扎根新疆的大学生一举征服(《美丽奴羊》)。

  这类情节在红柯的作品中出现频繁,现代小说以模式化的代价迎来了神话的荣归故里。《靴子》写旅店少女为醉酒的客人洗靴子时萌生的复杂微妙的情愫:“靴筒里装着一个高贵的灵魂”,“靴子走进草原,在辽阔草原的至极之境,就是这个女人和她柔软的怀抱”。作者大约是要表达对雄性力量的顶礼膜拜,但初读之际,若不立时进入神话伦理的语境,上述细节和联想未免做作了些。

  重塑男人和父亲在红柯的神话写作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它为主体游刃于神话之境注入了必要的底气和自信。在此基础上,出现《太阳发芽》、《跃马天山》、《骑着毛驴上天堂》之类作品便顺理成章了。三篇小说都触及抗拒死亡的主题,这是在张扬雄性生命基础上逻辑的自然延伸。爷爷把厚厚的松木棺材看成猛虎、狮子和金色的骏马,仿佛不是棺材带他人土,而是骏马待他跨上去驰骋草原。《太阳发芽》用强韧的生命欲望消弭了死亡的恐惧与权威;马仲英就像传说中的不死鸟,他不断的死而复生成为阅读《跃马天山》的最大兴奋,文学因神话信念的注入变得年轻而有朝气;《骑着毛驴上天堂》以神话式的情节调侃死亡。老天爷派的死亡使者居然拿老人和他的倔驴毫无办法,老人最后定下协议:“我不想活的时候就叫你。”死亡被生命的意志彻底打败。

  也许你不能完全认同这类作品,却很难抗御那久违的昂扬、乐观的情绪。

  文/李丹梦

  本文原题为《红柯中短篇小说论》,此处节选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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