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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翻译的逆差中顺势而为(刘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14日10:10 来源:北京青年报 刘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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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几乎所有信息都能快速地传遍全世界,文化产品尤甚,比如说美剧,民间的字幕组能同时把美国刚刚播出的电视剧翻译到中国来,即使是图书,也有多个语种全球同时出版的状况出现,速度本身也成了重要的生产力。而正在勃兴的种种新媒体、自媒体,更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突破了常规的限制,就渠道而言,我们的确正走向信息无国界的时代。

  当一切都变快的时候,有些慢的东西,值得被更多关注,比如文学杂志,比如杂志所承载的中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中外之间的文学图书的交流是比较多的,国内每年引进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中国最好的作家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等人的小说,也大都翻译成了十几种外文,并且接连获得国际大奖。但这些译介因历史环境、图书载体等原因而天然具有局限性,其一是范围狭窄,大多集中在十几个已经成名多年的作家身上;其二是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和中国文学的现有发生同步;其三是全部以图书的形式翻译出版,几乎没有相关的杂志类出版物。

  在文学图书引进和交流方面,这些年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杂志层面上的互动互译则一直较为薄弱。当然,中国有《世界文学》来翻译各国的中短篇小说,向国内读者介绍当下国际文坛的新作;国外却没有类似的杂志来主推中国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处在文学翻译的逆差中,而且这种差距还不小。其实,并非我们的作家写得不够好,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多年来的文化语境和世界文学格局造成的。《人民文学》自2012年开始出版外文版,并从单一的英文版扩大到德、法、意、日甚至俄语、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十几个语种,几乎涵盖了世界上较为通行的主要语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的期刊方阵。

  这一方阵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早已超出了“外文版”这个词语本身的内涵。第一,它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表明中国文学的自信心前所未有地增强,经过多年的某种后来者的“自卑”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世界的读者:看,这是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学。第二,随着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人接连荣获国际文学奖,热潮助推世界各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欲望,外文版既是推波助澜者,更趁势而为,做出把更多中国作品推出去的尝试和努力。第三,以文学杂志的形式而不是图书或其他形式出版,本身似乎是一件逆潮流的事情,但恰恰是这种逆流而上,让人们看到中国文学的基础活跃因子。第四,这种方式客观呈现了中国文学的丰富、厚实和灵动,以世界性的语言和风格讲述中国故事,并由此去努力实现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互影响、自愿的平等的交流格局的形成。

  《人民文学》外文版并非是《人民文学》的“外文翻版”,它是一个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的精选,具有相当的广泛性。选稿的范围绝不仅限于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还包括报纸等其他刊物甚至是已出版的图书;作者的来源容纳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甚至是多个海外国家的中文写作者。每一期杂志都设置了相关的主题,如时间、速度、未来、家族、影响等等,所有的作品围绕着主题来选择。这些主题的选择,都是中方编辑与外方编辑沟通而确定的。

  中国文学有着相当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需要足够大的展示平台。通过外文版的推介,更多的中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进入国际读者的视野。

  据介绍,每一期外文版都是由母语国的译者翻译、编辑的,他们的存在,保证了作品译文不是中国人想象的外国读者审美趣味,而是以他们本国人最为接受的语言风格呈现。就像外国所有被改良过的中餐一样,再好的中国故事,也只有以他者熟悉和适应的方式去讲述,才容易被接受和吸收。

  现如今人人都知道期刊的生存艰难,文学期刊的就更艰难,《人民文学》在这样的时刻逆流而上,出版多语种的外文版,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智慧。不管生存状况怎么样,文学都是这个社会运转的极其必要的一部分,或者说,正因为社会的主流都转向了能创造实际价值的生产性经济行为,文学期刊的存在和坚持才更有必要。但换一种角度来看,逆流而上本身也是一种顺势而为。世界的交流的确变得无比便利和迅捷了,但深度交流的困难却在同时增强,人们真正要了解一个异国人的生活和内心,仅仅通过新闻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去欣赏他国人所欣赏的艺术,特别是读他们的书。只有在书中,在故事中,我们才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去触摸别人的想象,反之亦然。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之相适应的正是让别人了解我们钱包的同时,也要了解我们的书包。

  中国当代文学放置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完全应该有自信,这种自信就是我们的作品。但光有作品的自信显然不够,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作品需要好嗓门去吆喝。这种行为通常被概称为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其实远不止走出去这么简单,只是走进外国的书店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走进外国读者的眼睛甚至是内心。世界是平的,我们需要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但因为种种具体语境,这种沟通和了解产生了大量的误读和对误读的误读。文学是不会撒谎的形式,它所能表达的情感和表现出的个性体验,虽然会因为翻译而有所丧失,但已然是人类最能直接传达的一种文化形式。

  走出去的另一个方向,是通过他者来认识和确认自身。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文学的认知,无法不受到当前的国际秩序的影响。根据《人民文学》外文版获得的反馈可得知,外文版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特别是高校中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和学生,他们通过定期出版的外文版杂志,真正了解到了中国文学的现状。这一点为之后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我们则又可以借助汉学家的中国研究,以新的视角反观自己。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所谓的信息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本质上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时代。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文学其实并非是在式微,而是在潜移默化地以其他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翻看所有的新媒体上的文章,几乎全部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核心内容。没有故事的信息,只不过是一堆冰冷的数据和文字。讲故事成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而如何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正是《人民文学》正刊和外文版所一直努力做的工作。但对正在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显然不够,中国文学的良性运转和更好发展,以及明确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需要更多的作者、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参与其中。

  我们需要读什么样的文学史

  尘封60年钱穆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被整理出版 “历史学家的偶然客串 非专业的文学研究”“在传统的文学史当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

  

  时间:5月27日 地点:现代文学馆

  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一位通儒”的钱穆先生曾多次讲到,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其一生80多部著述,超过1700万字,除《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篇幅外,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如今,这一憾事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得到弥补。由钱穆先生讲授、其学生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尘封60年于最近出版,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

  88岁高龄的《中国文学史》的记录整理者、钱穆先生的学生叶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马勇,知名学者解玺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杨早,出席了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和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书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均有精彩发言,囿于版面,本版节选摘发。

  叶龙:听得懂先生口音 《中国文学史》笔记没有遗漏

  叶龙:我1953年到的钱穆先生办的新亚书院,四年以后就毕业了。毕业之后,我留在书院,开始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这两年钱先生继续指导我的中国文学课程。

  我初次去书院时,他亲自接待的我,小小的个儿,穿了一件长袍,很简单的,很朴素的。钱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他的普通话是无锡口音的,但是我全部可以懂,因为我是浙江人。我以前做过文字工作,所以我写字很快,他讲的我都用笔写下来了,就是(现在这本)《中国文学史》。

  讲课时他关心我们“懂不懂,听懂没有”,他问我们都听到些什么,告诉我们最基本的才是最重要的。后来他请了一个助教,是一个比我们早四年毕业的学生,也是第一届的学员,钱先生派助教看着我们。

  我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两次是由助教查看的,一次是自己查阅,均给了我高分。为什么我可以把笔记记得这么清楚这么详细呢?是因为钱先生在讲台讲课时,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讲一句,走过来又讲一句,讲得很慢,但是我写下的又很快(注:叶龙曾学过速记),所以就没有漏的,都是他的原话。

  主持人:钱先生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是1949年到1967年,他1967年就移居到台湾去了,后来您一直住在香港,之后您跟钱先生有来往吗?

  叶龙:我们常常请他到香港新亚书院做交流和探讨,也去台湾看他,每年都会去。钱穆先生的孩子也常常过来看我,从台湾到香港,大家聚在一起住几天,所以我们一直有联系,关系也很好。

  主持人: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家里放了六十年笔记没有整理,现在才拿出来去整理出版呢?

  叶龙:2014年7月到10月,《深圳商报》文化版对文学史讲稿进行了连载,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期间《深圳商报》还启动“再提‘重写文学史’”系列访谈,钱理群、洪子诚、李陀、莫砺锋、黄子平、陈平原、王德威等近30位中国文学史大家,在五个月内连续不断发言,一波又一波的争论把中国文学史推到了普通读者面前,后来出版方新华文学北京出版中心联系到了我,出版事宜一拍即合。

  主持人:除了已经出版过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您手边还有哪些钱先生课程的讲稿没有整理完?

  叶龙:尚有一本文化史稿未整理,找出后可整理出版。

  主持人:钱先生对您在读书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叶龙:他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他教我们读书要原原本本地看完一本后,再看另一本,读每一本书都要写笔记,这个笔记本留一半,用来写跟材料有关的东西。总之,他就告诉我们,读书要做笔记,而且每一本书都要坚持看完。

  陈平原:专业水准不高,但是一本有情怀的论辩之书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一本专业著作,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要不然会偏的。这本书的专业水准不是很高,但它的好处是,它是一个课堂的实录,让我们理解大学的课堂里怎么来讲中国文学。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钱穆先生讲得有不足之处,如何把课堂声音转化为专业著作,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看这本书,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下面就这个角度,我来谈五个问题。

  第一,课堂讲演为何要著述

  当前在中国,我们评判一个人学问的大小,总是通过其著述的多少来评判,但是在大学里念过书的人都知道,学问大的人不见得课讲得好。很多课讲得好的老师,其实没有多少著述。从这个层面讲,这样的老师是很吃亏的。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课堂是必备的,声音随风飘逝了,文字受益终身。钱穆这本《中国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部可以受益终身的著述。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这样的著作,但是能流传下来的却不多。这些著作主要有五个特点,第一是名人,第二是好课,第三是听得懂,第四是善于记录,最后有出版社愿意把它推荐给读者。完成这几步以后,才有可能将课堂上的讲稿送到读者面前。回过头看,钱穆的《中国文学史》经过上述几个步骤,用文字形式重现在半个世纪后的读者面前,是值得推荐给读者的。

  第二个问题,演讲著书的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为当初的作者还在,把演讲记录稿做了修订,最后成书。这种境界我们大体上把它等同于作品的著作,比如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这些书的特点是课堂讲义记录整理,作者修订,这样的书籍我们基本上等同于专业著作。

  第二种境界,作者来不及记录整理,或来不及修订,但是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认可,或者是学术界的认可。比如1922年在上海关于中文博学的演讲,最后几个演讲集,其中有章太炎的演讲等,这些是被公认为不错的文章。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著述大体上能够体现出中国的特点:由于来不及整理而由弟子、听讲者等整理而成。

  第三种就是记录整理出版,比如郑临川记录整理的闻一多的,我们认为有一些值得我们推敲的,但是学术界会用,只不过用的时候会打一个折扣。今天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学术界还没有用,就是我们还不知道,多大程度体现了钱穆的学术判断。

  第三个问题,从讲演录到文学史

  我们认为钱穆对中国文学的观念,主要来源于他的《中国文学讲演集》。那本集子是钱穆的私有资料,一辈子做了这样一本书,收了16篇,先是在香港出,后来在台湾出,随后中国文学论坛又加了14篇,一共也就30篇,这本书就是《中国文学论丛》。序中钱穆说自己一辈子喜欢文学,然后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我有这些论文,作为学者是可以给大家作为补充的。

  其实他在《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的卷一卷二卷三里,还有若干篇文章,《读诗经》、《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到战国》等等。那些专业论文的水平,比今天的《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国文学论丛》和《中国文学史》都要好,因为那是专业性的,而讲演集、论丛以及文学史,必须回到一个状态:面对非专业的公众来论述的时候,它所达到的水平。所以我想说,如果要读这本《中国文学史》,要谈它和钱穆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把前面两本书,《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国文学论丛》以及我上述所说的文章等考虑进来,再来读,就会比较准确。如果不是的话,只说这本书好和不好,并不准确。

  第四个问题,作者的学养和课堂要求

  作者的学养不多说,钱穆先生是学文学的,早年在乡下教文学,之后自己做研究成为一个学者。在历史学方面,他的专业成就也很高。我们不能为了宣传这本书,来过分夸大专业成绩,他的成绩不在这个地方,如果过分夸大的话,中文系的老师会笑话。

  可以非常认真地说,诸位要是看过我们20年代一直到50年代的众多的中国文学著作,你就知道钱穆在这方面其实是非专业的。我还可以说,他是因为课堂的需要写作出来的书。我请大家知道,1955年新亚学院学生的水平不高,学生的水平决定了老师的讲授。我们又知道,1950年在香港办起了中文教授的学校,然后招了几十个学生,那时的水平是可以想象的。他在中国文化传承这方面有他的坚持,但在专业上,他就降低几个等级。

  再说具体一点,请你记得,1955年的新亚书院中文系的课程安排,有关文学的,八个学分“大学国文”,六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六学分。你必须弄清楚这些,才知道为什么这么讲。所以对《中国文学史》的判断,是大的线索的梳理,而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分析。换句话说老的中文系是两个课程,一个是只讲艺术,一个叫中国文学史,那是讲线索的,这本书是讲线索的。不然你们看到这本书一定会说,文学作品分析这么简单,偶尔会有一个体系,讲几首诗,接下来是非常粗的线索。这是因为它有大学国文在后面,把这三组课程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大学的课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只是梳理一个大致线索。明白这一点,就能理解,是由于课程的要求导致他要这么写这本书。

  现在我来说说它有什么好处。这本书的好处是,它是一本给外行人读的文学史。

  因为不是所有人念文学专业将来是做文学史研究,更多是我们需要了解文学方面的知识,因此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需要有著作来展现。

  钱穆先生在文学研究的方面其实造诣不够,但是我特别关注他的性情与关怀。他是一个有关怀,有大关怀的学者,成为一个历史的专家,不是钱穆的最高理想,钱穆的最高理想是通人。对通人有兴趣的话,应该看看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文》,里面分为了十二个类,哪有这样的学者,把整个中国讲进去,合起来二十万字,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敢逆潮流,讲一大堆半懂不懂的话。

  但从专业角度来批评这本书是不对的,而是需要体会,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潮流中,努力坚持自己的理念,希望通过讲课来影响广大公众,让大家读古书,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和信念,是值得大家敬佩的。他在中国历史研究里曾说过:“我希望我不是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我说话是带感情的,我经常是随便空说,请你原谅,但我希望做一个中国人,我要堂堂正正做人,中国文化要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这就是他的信念。

  最后一点我想说,《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一本论辩之书

  可以说它始终有一个假想敌,就是胡适之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因为在民国年间,与胡适之、傅斯年这些主流学术人士相比,钱穆是很边缘的学术人士。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和这种趣味,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所以我想说这是一本有情怀的论辩之书。

  马勇:对于专业人才,这本《中国文学史》太私人化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书中的很多说法。中国史学基本的价值观是褒贬与叙事,另外中国史学从春秋开始就有价值差异和立场,钱先生在书中描述这样一种意思:中国价值不是一个科学和中立的、纯粹的价值观,而是可以超越这些价值的。

  我读了《中国文学史》这本书之后,只能谈谈我的一些感想。第一,这本书反映了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还是应该通文史的。今年正好是我毕业30年,30年来我没读过一本文学史,但是30年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不仅看了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还看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而且都下了功夫,比如散文史、诗歌史等,当时老师还训练我们,要懂得中国经济、政治、哲学、教育,当时要求我们一定要打下一个广阔的基础,再去做专题性的研究。

  今天仅仅以历史学为例,完全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打乱了。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完全被一段一段切开了,所以不要说去写,可能大家读都觉得困难。因此,我对《中国文学史》是充分肯定的,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

  第二个意思,我很认同陈老师刚才讲的这是一部论辩之书的说法。我认为,钱穆先生一直处在一种很委屈的状态,在民国很长一段时间,钱穆先生很孤独,也非常边缘。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在讨论新文化运动时,即把矛头指向了胡适之的运动。胡适当年讲,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当时我也很认同。读了这本书,我认为钱穆先生讲的可能也有道理,因为他讲的是中国的文化,从文言文到白话转变,从诗经从尚书一直走下来,这毕竟是涉及学术史领域,大可以比较去看。

  相对于专业人才讲,这本《中国文学史》太私人化了,但是我认为钱穆先生确实在传统的文学史当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这本书值得注意。

  第三个意思,我认为这本书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发,即个人写史,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1949年之后,我们一直写史,我们读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撰写的,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少。尤其是近两年,我们做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同一本书中观点打架、重复,重大事件遗漏等。从这些问题上看,我们应该鼓励个人写作。个人写作可以写得规模很小,但是在写作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这本《中国文学史》就系统地表达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看法。就是因为钱穆先生在那个时代的学者当中具有很大的阅读量,所以他的写作能保持自己的体系。

  第四,要将这本《中国文学史》放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脉络当中进行评价。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用今天当代学术思想看,相当一部分时间是非科学的状态。中国的学术那时存在一种从传统向西方接轨,和西方靠拢的转折当中。在这种转折过程中,中国的学术有丢弃的部分,有保留的部分,对西方的东西也有学习,有接纳的部分。从钱穆几部作品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是继承了传统的内容;另外一方面,他在二十世纪这样一种学术史的脉络当中,竭力挣扎着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包括读钱穆另外几种书,都必须放到这个学术史背景当中来看。

  说到这本书,我认为叶龙先生还是为我们中国学术史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钱穆先生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拓展了史料。比如我们国内研究历代皇帝下的诏书时,从来没有人能够从文学层面去讨论它。书中将儒家的一些重要作品放到文学史脉络中做重点考察,也是从来没有的。比如《诗经》当然会出现在文学史当中,但将《尚书》、《春秋》、《史记》放到文学史中去,是这位历史学家心目中的文学的样式。这为我们读文学史,读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参照。同时,这对我们研究当代学术也很重要,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是值得肯定和慢慢吸纳的。

  整理/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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