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发言摘登(阎纲 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13日09:04 来源：文艺报　阎纲　等

　　陈忠实将《创业史》读了七遍，称柳青是伟大的作家，学柳青，一年一年地磨，“不疯魔，不成佛”，白鹿显灵，《白鹿原》出世，极一时之盛，公认是新时期以来最成功的一部长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文学创作经历文革前后两个时段，出现两座巅峰、两部被称作“史诗性质”的经典长篇——《创业史》与《白鹿原》。

　　《创业史》在把握长篇小说体裁方面，堪称一流，他建造的艺术之宫，一砖一瓦都是清晰的，尤其是精致的细节描写；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个个血肉饱满，结结实实，都是艺术典型。《创业史》成为十七年间中国长篇形式的范本。

　　1959年，为配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宣传，《创业史》历经修改正式出版。柳青极其虔诚地讴歌党拯救农民的政策精神，对他热爱的农民倾注了全部的感情，生活气息浓，充满泥土的香气，亲情、人情味十足。

　　《白鹿原》的叙事方式和细节描写得益于柳青的《创业史》，细致入微，鲜活生动，语句的内涵更为丰富，关中方言更地道，有刚性，有诗性，沉甸甸 的。他把众多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推向极致，又能于人性的复杂中见丰满，虽驳杂而鲜明，个个都是血肉之躯，石雕般的沉郁和厚重。“史”与“诗”高度糅合，成 就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在陈忠实看来，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接受农民的教育。他从县志、文献资料里记录在案的事实出发，吸取农民运动史的经验教 训，把不应该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白鹿原》为现实主义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人称“开放的现实主义”。

　　时局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写作。《白鹿原》有待后人在意识审视和艺术审美上继续跟进和超越。

　　《白鹿原》是怎样诞生的

　　何启治

　　回想我与陈忠实的初识，是在1973年的隆冬。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北组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重点。就在 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刚开完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在陈忠实听来，这简直就像老虎吃天一 样不可思议。但他也感觉到我这个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高门楼”的编辑约稿的真诚，从此记住了我，开始了我们长达40多年的友谊交往。

　　后来，我经手在《当代》1984年第4期头条刊发了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初夏》。这部中篇小说几经修改，历经三个年头才和读者见面，被公认为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写长篇的必要的过渡。

　　到1990年10月24日，我在陈忠实给我的回信里终于知道他写长篇的一些重要信息。他在信里说：“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 露太多，以免松动……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我争取今冬 再拼一下。”最后他表示：“终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 事。”

　　我时任《当代》常务副主编，当然对陈忠实这连书名都没有披露但倾其全力而为之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1992年3月间，我终于收 到陈忠实报告《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当代》的副总编朱盛昌商议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负 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约3月25日，陈忠实说，“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 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笔者按，此信写于1992年4月11日，其中有“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等语)我匆匆读完信 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颠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 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引自《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谓益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北京第1版)

　　就这样，《白鹿原》在《当代》经洪波清、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依次审稿并写下一致肯定的审稿意见，又在当代文学一编室经三位责任编辑(刘会 军、高贤均、何启治)的严格三审获得一致通过。我在1992年9月由《当代》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在1993年1月18 日的终审意见中，我写道：“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上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 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其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初版首印14850册。

　　就这样，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6位编辑的劳动，终于横空出世，与读者见面了。

　　《白鹿原》面世20多年来，累计印数已达200多万册(主要是由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初版本、修订本、精装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 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20周年纪念版，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集”、宣纸本、点评本等)。盗印本已接近 30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

　　据忠实介绍，国内至今已出版了13部评论研究《白鹿原》的专著，单篇评论文章300多篇。《白鹿原》在香港出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有新锐出 版社和金安文教机构出版了繁体字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出了日文版，越南没有和作者打招呼出了越文版。不久前出版了法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说：“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他自己的传世之作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 等。同样，法国的伟大作家雨果，也以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而彪炳史册。那么，我想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忠实著《白鹿原》，当 然也属于“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一个作家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出一部这样的书来，那么，一个编辑一生的幸福当然就是为文学史编辑出一两部这样的书来——那是不管有过怎样的争论，文学史都是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堪称之为经典的作品。

　　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乃我50多年编辑生涯中之大幸，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之大幸也。

　　难忘忠实

　　周 明

　　陈忠实不幸逝世，令我深为悲恸。一时间，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记得2008年4月，为纪念《白鹿原》创作20周年暨《白鹿原》荣获茅盾文学奖1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座谈会上，与会作家、评论家纷 纷热情评说和高度评价了《白鹿原》的创作成就。不少人谈到《白鹿原》自出版以来，发行量一直攀升，读者的热情始终不减，说明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富有生命 力，这是值得庆贺的。

　　中午，聚餐后，陈忠实问我：听说现代文学馆院里有作家铜像，有茅盾、巴金……我说都有。他说咱们去看看。我陪他到了茅盾像前，他面对先生沉思良 久，然后站立茅盾“身旁”，对我说：老周，你看咱得了茅盾文学奖，还没见过茅盾先生，今天就算见到了！你给我和先生照个“合影”吧！“合影”毕，他向先生 虔诚地三鞠躬。一路回望茅盾的铜像离开。

　　那天晚上，为了庆贺这几桩连连喜事，我们在京的几位陕西乡党阎纲、何西来、白描、白烨、李建军和我及出版社的朋友一起在一家火锅店聚会。席间， 大家兴致很高地继续谈论着《白鹿原》。有感于《白鹿原》出版20年来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双好，《白鹿原》轰动文坛，而陈忠实呢，依然做人做事低调，我随 口而出：忠实却一贯低调。白描、白烨几乎同声说：《白鹿原》可能成为世界名著！阎纲说《白鹿原》是个里程碑！他说：忠实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和思考，写出这 充满诗意的长篇，真不容易！何西来接话说：所以李建军编辑的那本评论集，书名就叫《不尽的白鹿原》。阎纲说：西来为这本书写的序很到位。雷达还出版了《白 鹿原》的点评本。说明大家都很关注《白鹿原》。

　　这时，陈忠实语调稍有沉重地说：写《白鹿原》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当时，生活很困难，娃上学的学费几乎拿不出来，我给老婆说，写作这事要弄不 成，咱就回老家去，回去养鸡，写作为辅。要是弄成了，咱就以写作为主，养鸡为辅。但当时又觉得应该有一部大部头作品。后来当《白鹿原》完稿后他交给了评论 家李星。李星看稿的日子，忠实多么难熬啊！李星毕竟是思想敏锐、经验丰富、有眼光、高水平的评论家，他惊喜地告诉陈忠实，这事叫你弄成了！

　　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白鹿原》时，陈忠实兴奋地对老婆说：这下咱不用养鸡了！不用养鸡了！

　　他绘声绘色的讲述，说得我们捧腹大笑。

　　这时，白烨说：虽然如老周所说忠实非常低调，但是《白鹿原》独步文坛，为什么不可以期望《白鹿原》问鼎诺贝尔呢？

　　2016年4月29日，作家陈忠实因舌癌病变，在西安不治而逝。当天早上8时，陈忠实逝世的消息，首先在微信中传出，随后在网络上迅速传开。从 4月29日到5月5日的一周时间，悼念和怀念陈忠实的文章、访谈、诗歌、书法、挽联等纷至沓来，成为微信、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体的共同热点话题。仅29日 一天，微信公众号就出现至少上百篇纪念文章。5月5日上午8时，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殡仪馆举行，告别大厅里，摆放着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刘延东、刘奇葆、赵乐际、栗战书、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的花圈，陕西省、西安市的党政领导人、中国作 协的负责人与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数千名各地群众，纷纷前来送别。告别仪式规格之高，告别现场人数之多，为近年来所少见。

　　陈忠实因为创作了可以“垫棺作枕”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生前在文坛内外享有高度的评价，受到广泛的欢迎，逝世之后在社会上下引起普遍的追怀与自发的悼念。这其中，蕴含的意味，潜在的启示，都是值得人们予以深加探究和细加玩味的。

　　怀念基于喜欢，喜欢源于热爱。这些来自社会各界和读者大众的深切悼念与热切追怀，其实都是陈忠实努力践行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同行的创作追求的最好回报。

　　习近平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从“文艺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艺”和“文艺 要热爱人民”的三个角度，全面论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丰富内涵。在这一问题的最后部分，他告诫文艺家们，“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 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这里的“与人民同在”，其实是在为人与为文的两个方面，对文艺家提出的最高要求。

　　事实上，“与人民同在”，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里包含了创作出发点上的“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具体创作中的“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 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等诸多相互关联的内涵，而把这一切统领起来并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把“热爱人民”的核心理念，落实到为文的创 作实处，贯彻到做人的生活实处。而在这一方面，陈忠实的创作追求与艺术实践，正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学习的光辉典范。

　　陈忠实一直重视普通读者，甚至敬畏广大读者，由于惧怕自己的作品不招读者喜欢，他有一段时间陷入了写完作品之后缺少应有的自信，甚至不断自我否 定的怪圈。在写作《白鹿原》时，尤其在意如何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着的阅读口味，在《寻找自己的句子》的创作札记里，披露了自己在语言运用上，如何每一句都要 “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以“不断触发读者读下去甚至读完的诱惑力”。《白鹿原》在《当代》连载后，他从乡下的家里赶到城里的钟楼的邮局去买，但50本 《当代》一抢而空，他没有买到刊物，却由此由“文学圈外读者争购《当代》，感到一种鼓舞”。陈忠实自己多次谈到，“我尤其重视普通读者的反应”，甚至“我 的父亲和我的同学如果有一天会说一声好，也许不亚于评论家的评论”。

　　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中，一直“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视为自己的基本追求。早年的中短篇小说，主角都是活跃于乡土社会的基层干部和乡间人物。而长篇 小说《白鹿原》，更是放开视野，眼观六路，敞开胸襟，胸怀天下，从政治上的国共双方，阶层上的主仆两方，家族上的白鹿两家，性别上的男女两性，都置于白鹿 原的大舞台，着力展现他们的生死歌哭，尽情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包括了各个派别、各个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命运的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的人物群像，只 能用“人民”来概括，而且，它既写出了“人民”如何是历史的“剧中人”，又写出了“人民”如何是历史的“剧作者”，以及这样的双重历史主体性的确立及其丰 厚的含义。

　　具有史志意蕴和史诗品格的《白鹿原》，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与坎坷命运为主线，既透视了维系关中农人身上 的民族气韵与文化精神，又勾勒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的某些侧影。可以说，这部作品，不仅以精湛的艺术方式勾勒了中国社会替嬗更变的壮阔的历史 图景，而且在社会的反思、人性的审视、文化的寻根、精神的探幽等方面，都蕴含了自己的所见与所感，所思与所问。因此，总是常读常新，读来荡气回肠，给人以 种种激荡与启迪。可以说，因为陈忠实以把人民的“精神需求”和“喜闻乐见”作为创作的内在目标，他的《白鹿原》是真真切切做到了以人民群众为主要的鉴赏对 象，而也确实获得了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的真心喜爱。

　　由此，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预言：陈忠实将在人们的深切怀念中永远活着，而《白鹿原》也将在人们的持续阅读中与世长存。

　　陈忠实逝世后，我执笔了他的生平。这是一个公共行为，但也掩藏着我的感情，除此之外，没有写任何文字，没有勇气触碰心灵深处的东西。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探索他的文学思考，整理他的精神遗产，情感上仍然不愿承认应该进行这样的工作了。

　　在当代中国，陈忠实这样的作家，无疑具有文化标本意义。他令人想起四川的周克芹，想起河北的贾大山，他们这一代或稍后的作家，星布于鲁豫和云 贵，像陕西的路遥、贾平凹们，出身卑微，依托的背景就是大地和天空，拥有的资源就是乡村和田野，最应该接受知识的青春成长期却遭遇知识匮乏的时代，还无可 避免地要面对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伤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变局使他们获得了文学新生。他们更新或者丰富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的主体结构， 他们的创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为命运时钟的安排，他们抵达的终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学道路，累积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经 验，折射着浓重的社会政治文化信息。

　　若追究陈忠实的文学接受，有一涓涓细流被人忽视，又极其重要，这就是新文学的传统。陈忠实早期的阅读，他自己记述有茅盾的作品，巴金的“激流三 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柔石的小说，蒋光慈的作品，李广田的散文。陈忠实对鲁迅的《阿Q正传》和《风波》有作为一个作家独特的体悟和解读，发生于他对自 己创作痛苦的思辩期，鲁迅的深广直接启迪着他的思考。陈忠实最直接的文学情感亲近者是赵树理，最直接的导师是柳青。赵树理的创作，本身就是新文学的一部 分，是新文学在时代流变中生发的新的特征。柳青深受新文学的影响，陈忠实对柳青的师承，隐秘地铺垫着新文学的谱系。这里有着对文学传统的直接的接受和间接 的渡让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呼应的民族救亡的主题，引入的启蒙思想，寻求新思想、新生力的愿景，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潮，是滋养陈忠实一生的思想 营养。这一脉络，以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为主要方式，集中于《白鹿原》中，形成了新的文学成果。

　　陈忠实的文学道路上，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危机。他在心理层面和文学叙述层面用“苦闷”、“痛苦”和“枯涩”进行描述。陈忠实记述过他创作史上作 品人物弃他而去的“集体叛离”现象，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痛苦”。如何处置自己的文学危机，将精神旧我蜕变为精神新我，在陈忠实也是一个 激烈痛苦的过程，借喻阿·托尔斯泰的在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泡三次，清水里泡三次也不过分。陈忠实称之为“剥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 术”，进行“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这个过程，陈忠实在文学层面有过剖析：“涤荡自己意识和思维中的极左话语，使自己从已经僵化的 叙述模式中走出来”。在精神层面，陈忠实创作道路上所发生的跃升则可以说明，以最严酷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精神和最积极的开放思想迎接时代精神的洗礼，从 而赋予作品更大的思想格局。陈忠实的文化剥离和精神新生，在当代文学史上恐非个案，在道路意义上的探讨，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和普遍课题。

　　陈忠实的《白鹿原》已有共识。陈忠实对自己的创作却有清醒的认识：“离高峰还很远，只能把这当做攀向另一个高峰的台阶，争取获得另一次突破的途 径和力量”。陈忠实有文章记述自己对当代世界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他热烈而诚实地认同《活动变人形》和《古船》对自己的启发，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难忘 1985，打开自己》，他在对当代最前沿的思想成果和文学资源的吸纳中，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成果、传统的尊重中，“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 值”(艾略特语)，以自己的创作给当代文学的动态体系增加了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和当代作家一起，共同分享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经验和思想成果。不断的背离和 超越原来的思维，在更宽广的世界视野中打开自己，获得一种新的参照，这应该是陈忠实和中国当代作家一起开拓的当代中国文学新的道路。

　　陈忠实在文学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读鲁迅，读出“要有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他把当代作家置放于更宽广的文学传 统中评价，说包括自己在内，还要追寻“五四”时代新文化先行者的思想穿透力。“文学依然神圣”是陈忠实提出的一个命题，是有感而发。“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 家”，是陈忠实创作后期的感悟，这一认知，今天已成习常，但在陈忠实却非轻易道出，几乎出自他一生的文学道路。“什么制约着作家不能进入一个新的创作境 界？就是思想”，“如果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不具备那种能够穿透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精神力量的话，他就不能够把自己的精神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和当代许 多作家一样，在追寻思想家这个高度上，陈忠实意识到了，没有完成，在追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陈忠实停止了，倒下了，但是他的思考和追求，应该能获得当代作 家的共鸣。

　　一个作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在其离世之后会显得格外突出，今天对陈忠实及《白鹿原》现象与社会历史、文化思潮的联系进行解读，会面临语言和见解的双重匮乏，但可以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与当今文学的一些联系。

　　文学与生活和人。陈忠实作为中国乡村的伟大之子，其文学创造为农村生活所砥砺和成就。他与农村这个文学的伟大学校没有过须臾疏离，他坚信深入生 活最可靠，不仅可以丰富生活素材，还可以纠正偏见，到生活中去，点面结合，写起来才有根底，不会走大样，因而长期固执地在纷乱的农村生活中拨弄自己要寻找 的东西，未曾有所动摇。他了解农民的全部落后庸俗但不厌恶背离他们，而是激赏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支撑作用，这构成他所有创作的一大背景和前提。即使在写作最 紧张的时候，他也不拒绝来自农民哪怕最微小的请求，甘愿放下宝贵的写作，去当那些芸芸众生们红白喜事的“账房先生”，因给逝去的乡党写挽联受到夸赞而欣 喜，为给乡亲儿孙婚礼收份子钱记账而乐此不疲。他在农村公社当了10多年干部，一心一意搞好自己分担的工作，了解农村历史与现实，打下的厚实生活基础使创 作游刃有余。他的作品和笔下人物，用王汶石的话讲，一看可知作者就是在农田基建大会战的工地上、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中、在麦草铺垫的通铺上滚过多年的。

　　文学与时代的要求。陈忠实信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话，一个优秀的作家“从来都是将自己滚烫的手按在时代的脉搏上”。他把追随火热时代当成自己 的使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段时间他曾非常苦恼，因为原来接受的文艺理论在对应和理解新生活时已经无能为力，而曾经有过的图解生活的经历更使他后怕， 一度想躲到已有定论的生活中去，或写点回忆童年生活的东西算了，但最终还是无法超脱、无法背向时代，因此写了不少与时代同步共振而获得好评的作品，如《信 任》《初夏》《四妹子》《康家小院》《蓝袍先生》《梆子老太》等，反映农民正在与昨天告别的艰难，时代的强烈冲击诞生了他笔下的人物。他依靠研究、发现时 代给予的启示去化解创作中的一个个难题。《白鹿原》再现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历史秩序的变化，反映人的心灵和精神蜕变的历史真实，回应的未尝不是时代的迫切 要求。

　　作家和文学的志向。陈忠实过了40岁以后感到写一部告慰自己一生的作品的紧迫性，为此他立下给全人类写一本书的志向，他谋深远，站高处，心无旁 骛，不为琐碎欲望所左右。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创造需要振奋艺术魄力，排斥“非文学因素”，文过饰非的花架子、错误文艺思想的引导、简单配合政治等等，作 为非文学因素，都是振奋艺术魄力的最大障碍。他拒绝“非文学因素”干扰的法宝之一就是走进生活，沉潜到经典那里去进行广博的吸收借鉴，苏俄欧美拉美，现代 当代精英通俗，他都如饥似渴，甚至为解决作品的可读性问题，研究过美国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作品。《白鹿原》发展了《蓝袍先生》善于写人在时代中的 变化之难的优势，激发出真正现实主义巨大的艺术说服力，让所意识到的历史和现实内容，以及独特的生命体验竞相迸发。作品在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富于样本 作用，集现实与魔幻、大善与大恶、大爱与大恨于一体。对话语言如生活中陕西方言的实录，鲜活且有劲道，叙述语言则严格按照白话文语法规则，显现了新文学传 统的实绩。他让文学成为人类心灵沟通的最佳途径，如《白鹿原》的性描写是用理性的健全心理来展开的，深入解析和叙述了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 构，但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有助于打破人们对性的神秘感、羞耻感。

　　陈忠实先生溘然长逝，文坛震动，我的心情也数日难以平静。

　　比起许多高产的当代作家，陈忠实的作品不算多，引人瞩目者惟有一部《白鹿原》。但是，自从《白鹿原》问世后的20余年，它的意义和价值，在赞 扬、争议和争鸣中逐渐凸显，越来越展露出它对世纪风云的穿透力，它对白鹿原上诸多鲜活人物的精彩刻画，冠绝一时。就像蒋勋先生解说“孤篇压全唐”的《春江 花月夜》一诗所言：“这个人作品不多，只有一两篇作品，所以叫孤篇；‘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说比全部的唐诗还要好。做诗人做到这样真是很过瘾，平时不 轻易出手，一出手就是最好。我基本上不把《春江花月夜》看做张若虚个人化的才气表现，而是强调初唐时期，人的精神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在空间和时间上， 都开始有一种扩大”(《蒋勋说唐诗》)。这样的评价，也非常合适移用于评价陈忠实的《白鹿原》。

　　陈忠实的创作，从1960年代开始起步，进入1980年代中期开笔写作《白鹿原》，其间经历了荒芜与喧嚣并存的10年“文革”，经历了狂飙突 进、追新逐异的1980年代，在文脉传承上，既得益于寻根文学开创的对民族文化与当代生活之关联的深度考察，也恰逢新时期文学之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体裁 延伸拓展的关节点上，文学的视野逐渐辽阔起来。长篇小说，不仅意味着篇幅的放大，在时间、空间和表现历史风云的广阔上，亦具有新的高度，新的气象。《白鹿 原》在表现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上，前承张炜的《古船》，后引一大批铺叙百年历史长卷的长篇小说；而且，陈忠实又是个心中装着读者的作家，他在追求思想性 与艺术性的创新的同时，力求强化作品的可读性，在赢取文学的市场化效应上用了很大心思，使得《白鹿原》实现了专家叫好，读者买账的双赢，具有标志性的文学 史意义。

　　《白鹿原》从满清末年写起，西安古城的辛亥光复，白鹿原上的民主革命，国共两党从戮力同心，到决裂厮杀，“交农”与“风搅雪”，抗日大业与赈灾 济贫等一系列关乎民族存亡与一方兴衰的重大事件尽收囊中，而归结于“文革”初期红卫兵对朱先生墓的掘骨扬灰。凡此种种大历史，汇聚于渭河流域之白鹿原上的 白鹿村，与日常生活的春种秋收，宗族血缘，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民情风俗，儿女情长，融合在一起，写出了白鹿原上的众生百相，写出了壮阔的历史风云在关中 黄土地上一个小小村落激起的大风大浪与阵阵涟漪，现代政治召唤出的狂暴之力对旧时代与传统文化的摧枯拉朽似的冲击与破坏。

　　白鹿村以仁义著称，儒家文化传承久远，是中国特有的乡绅政治的典范所在。关学大儒朱先生，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之下，信守本土传统，弘扬儒家之道： 独身劝退围困西安的20万清军，拯救古城及城民免于刀兵之灾；以“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的方式撰写滋水县志，彰显历史正义；兴办白鹿书院，教化一方之 地，主持赈灾两袖清风，禁毁罂粟种植不遗余力，成为护佑这一方土地的儒家精神象征。在他的人格熏陶和切实可行的指导下，白鹿村的村民，订立了符合儒家规范 的村规民约，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更是把从朱先生那里得到的教诲，转化为乡村生活的实践形态，不但把白鹿村管理得井然有序，而且带头捐资办学，体恤孤寡贫 弱，恪守礼教精神，善待自家长工，确立了他在白鹿村的权威和声望。在同宗而不同姓的白鹿两姓中，白嘉轩作为农耕文化的优秀代表，与沾染了传统的商业文化之 唯利是图的鹿子霖，处于既合作又有明争暗斗的紧张状态中，但行正严明的他，仍然经常处于上风，虽然纷争不断，却也于大局无碍。

　　由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乡村生活形态，却在现代历史进程中遭到颠覆和毁灭，白鹿两家的下一代人，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以及外来的年 轻女性田小娥，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下，选择了各自的叛逆之路，反叛专制的大家长白嘉轩，反抗贫富悬殊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旧体制，反叛以维持现状保守平庸为要义 的乡村生活形态。年轻的生命，各有自己的诉求，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和青春生命的欲望冲动，一次又一次地席卷白鹿原的时代狂潮，则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朱先生 和白嘉轩联手共建的乡村乌托邦。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陈忠实对传统儒家文化和仁义观念充满了向往追慕之情，但是，他并不像今天的某些所谓新儒家那样，会被自己的激越情感遮蔽冷 峻观察和思考的眼睛。对现实生活复杂性的深切体验，和文学特有的对复杂悖谬的社会现象、人物形态的浑厚涵容，使得《白鹿原》也揭示了儒家文化对底层、对妇 女和边缘人的排斥压抑，乃至精神的和肉体的虐杀。一方面，儒家文化陈义太高，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施，白鹿原上鸦片种植一经泛滥就难以彻底禁毁，而白嘉轩竟 然是首开其端者；朱先生是仅有的儒家“圣人”，但是，独善其身可以做到尽善尽美，“人皆可以为圣贤”毕竟只是一种浪漫想象的状态。一方面，作为以守成为其 特征的文化，扼杀了青年人的生命冲动和变革愿望，更以庄严无比的名目，对黑娃、田小娥、白孝文等人，施以极其严厉的惩罚，将黑娃和白孝文推向了叛逆之路， 也导致了可怜无辜的弱女子田小娥的意外死亡。而且她死后仍然不得安宁，遭到朱先生和白嘉轩的恶毒诅咒和密谋策划，令其尸骨无存。这样的笔墨，让我们看到了 传统文化与乡村生活中吞噬青春，制造自己的牺牲者与反叛者的狰狞可怖。如果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时代，少数年青人的孤独叛逆，掀不起大的波澜，但在 20世纪的时代巨变中，就形成“风搅雪”、浪滔天之势。陈忠实不仅是“爱而知其恶”，也体现了新旧世纪之交在回归传统文化的社会思潮中由衷向往与本能困惑 的悖反心态，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思想和情感的价值。

　　纪念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其作品，在与作品的精神对话中，体验作家那不死的灵魂。白鹿原上“风搅雪”，令人长忆陈忠实，这个题目，是对李白诗句的拙劣模仿，“解道‘澄江浄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借此表达我对陈忠实先生的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