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路遥的往事(曹培文)

路遥(油画)冉劲松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路遥对于我而言，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在我的心灵空间，他就是父亲曹谷溪的一位好友，是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一员。小时候为跟他争几张稿纸，甚至还引发过一次无从告人的不愉快。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和羞愧。路遥去世后众人悲痛，我也很伤心。虽然此事已过去很多年了，记忆中的路遥常常让我想起，也算是怀念吧。

　　应该是1970年的夏末，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母亲领着我去延川县城看望父亲。我跟母亲住在距县城40多华里的乡下，因为父亲经常不在身边，所以我对他陌生而畏惧。

　　我去县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写字的本本。因为母亲答应，用父亲写文章的稿纸为我订一个——我到了快能上学的年龄。从家里到县城几十里的路程，我们先步行，继而是驴拉车，最后还搭乘过一辆绿色吉普车。坐在里面风很大，噪音也很大。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县城，父亲工作的县革委会在一个山坡上。顺着一道长长的石板坡上去，径直找到二排十八号，父亲宿办合一的窑洞。不巧，父亲外出不在。只看到靠近掌炕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铺开的稿纸上写字。母亲和他熟，寒暄几句后，他又坐下来继续埋头写字。我倚在母亲身上，母亲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我当时感觉只有羞怯和窘迫。

　　母亲首先打破沉默，推了一把我说：“去跟你王卫国叔叔要一点稿纸。”我便勇敢地走过去，站在那位叔叔的面前。眼前这位叫“王卫国”的人就是后来的作家路遥。

　　路遥拿起写字的那沓稿纸，扯了一半递我，我正要去接，蓦地，他却将手收了回去。将那半沓稿纸较仔细地又一次一分为二，然后递给我。我接过稿纸转身，扑向母亲怀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好像受了极大委屈。

　　为了得到一个习字本，一个学龄前孩子从梦想到现实，委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个叔叔怎么这么小气！”我想，“你住的是爸爸的窑洞，用的也是爸爸的稿纸，这么小看人！”为此我还在心里暗暗骂过这位叔叔，觉得他使我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每当想到路遥，就会想起这件事。现在讲来，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两位当事人谁狭隘或谁刻薄吧。

　　1971年，我家住在延川县城贾家坪公社的刘家沟。大年初一，刚刚吃过早饭，路遥就和他的未婚妻林达两人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到我家。按当地的习俗，大年初一是不出门的，但思想激进的路遥向来都不按套路出牌。头一天晚上，他和林达回延川郭家沟陪养父过除夕，第二天上午就到刘家沟找我父亲。而且，一住下就不走了。

　　那是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几乎整个陕北的人们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日子，人们常说“贼来不怕，客来怕”。记得有一次，为追回一块弟弟偷吃的玉米发糕，我将弟弟一直追到离村一里外的河畔。路遥却是我家的常客。当时村里住着北京知青，离我家很近。冬季农闲时他们都各自回京过春节，路遥和林达各占了一孔知青的窑洞住下。冬天日子短，又不上山劳动，村里都是一日两餐。虽然贫困，但春节期间的食品相对还是丰富的。家家都预备了一定数量的黄米馍、年糕，我家还磨了豆腐。

　　他俩通常起床较晚，常常是饭熟了还不见他们进门，母亲就打发我去唤他们。母亲的任务是料理好每天的生活，有时候林达也偶尔帮忙。印象中的林达个子不高，梳着两个羊角辫，长得很清秀。

　　吃完饭母亲收拾碗筷，路遥和林达就长时间陪父亲说话。有时低声细语，有时情绪激昂。虽然谈话的内容我不懂，大概离不开文学和时政。有时他们凑到我家的书柜前，翻看里面的书籍。当时我家有较多藏书，父亲还为这些书专门做了一个极富创意的书柜。柜子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可以活动的整板，揭起就是个桌子。那个年代一般家庭是没有那么多藏书的。路遥经常光顾我家，除了跟父亲讨论学问，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冲着父亲的藏书。他们挑选好喜欢的书，就躲到知青的窑洞看书去了。

　　1975年，父亲从延川调到延安报社工作，我们的家也从农村搬到了延安，住在东关车站对面的黑龙沟广播局家属院。那个时期的父亲情绪非常低落，我们平时都不敢跟他说话。有时候他走在街上，身后有车冲他摁喇叭，他都烦躁地回头怒骂几句。曾一度把家抛给母亲一人，自己只身跑到清涧老家，帮爷爷喂牛去了。直到毛主席逝世，才被召回单位，时间达半年之久。

　　后来据父亲讲，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已经使他身心疲惫，对“极左”路线倍感厌烦，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失望。那时的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甚至想，离开处在政治前沿的新闻单位，能到某个林场育林或者到粮店看大门。通过帮爷爷喂牛的经历，他觉得隐居生活是摆脱精神痛苦很好的方式。

　　回到报社，领导指派他带一位叫苏来见的大学生到富县采访。父亲很不情愿，迫于无奈最终答应：自己神经衰弱，帮忙要个车，吃个饭可以，稿子是写不成了。就在这次采访过程中，单位突然打电话叫他回单位传达重要文件。厌倦了政治运动的父亲回到延安没有去单位，径直回到家里。也就在这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路遥，另外一个是闻频。他们都是《山花》时代的挚友。路遥推开门，高高举起双臂大喊：“谷溪，人民胜利了！”

　　我虽不知道啥事令路遥如此兴奋，但从他们的举止知道一定是大事、好事。当父亲听到“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非常震惊，半天没说出话来。从来不喝酒的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太白酒，避开我们，领着他的两位朋友到楼上的房间去说话。三个人饮酒畅谈，整整一个通宵。

　　第二天，父亲就奋笔写下了抒情长诗“爆发了，八亿人民心底的火山！”这首激情奔放的长篇抒情诗相继在《延安报》《陕西青年》杂志发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一时间社会上争相传颂。政治气候的变化顿时使父亲的“神经衰弱”不治自愈。

　　前面说过，路遥是我家的常客。他在延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延河》编辑部当编辑。当时单位经费困难，路遥到延安出差，吃住都在我们家。后来出名了，到延安就住在延安宾馆。可是，他又不喜欢宾馆的吃喝，常常在中午时分，肩胛一斜一斜地从宾馆跋到市场沟家里，叫母亲给他做陕北农村饭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从此路遥名声大振，读者对路遥有了更多的期待，同时他自己也开始了新的创作历程。路遥曾在一本书中提到“我必须离开‘人生’所营造的暖融融的气氛，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虽然关注路遥的人很多，但对于路遥的整体成长道路来说，父亲更像是他每次进行文学远征时，出发前的送行者、行进中的鼓励者、到达终点的安慰者。

　　记得我上初三那年，下午放学回家看到父亲端坐在写字台前，路遥站在窑洞中间面对着父亲。屋内烟雾弥漫，地上到处都是烟头，两人表情都严肃而亢奋。当时的场景使人不禁联想到电影里惯有的，司令员政委在作战司令部运筹一次重大战役的画面。我不关心他们的谈话内容，但听出来他们是在谈论路遥正在着手写的一本大书。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讨论的所谓大书，就是后来奠定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平凡的世界》。

　　那天父亲和路遥的谈话持续了很久，满天繁星了，路遥才离开。因为我家住在山坡上又是小路，父亲让我打着手电，送路遥到山下的大路上。途中出于好奇，我小心探问路遥：“小说的题目是什么？”他回答：“还没有名字，题目还没有定。”当时我以为他是保密，或者是不愿告诉我，返回的路上我还自责，不该问他这样的问题，后悔自己的无知。

　　另一次是小说《平凡的世界》完成后，应该是在1990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延安宾馆，他到市文联找父亲。也许是不愿让外人听他们说话，借口打发我和新婚的妻子到他在宾馆的房里帮他洗两件衣服。并交待：桌上的稿子千万不敢乱动，衣服的领口要揉搓一下。我俩也正希望到外面躲避父亲的说教，到宾馆还可以洗热水澡。

　　走进延安宾馆他住的房间，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旅行箱，桌上摞着一尺厚的手稿，再就是塞满烟蒂的烟缸和两大罐咖啡，床边扔了两三件换下的衣服。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公务，便坐在房里冲了一杯咖啡，交替着一人一口喝着，一边小声说话。很担心主人突然回来，看到我们偷喝他的咖啡。因为从小我就对这个人“敬而远之”。

　　路遥的生活简单而有特点，走路顺着路边，独来独往。细想起来，路遥的生命历程其实就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孤旅，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分担的。他面对创作时的紧张和恐惧，其实就像一个探险者面对一座很难逾越、但又必须逾越的高山一样。

　　日前和朋友谈到路遥，这样感慨：一个人只要认真对待人生、诚实对待劳动、热忱对待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伟大。路遥最真切的一句话，应该是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所说的：“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在它的枝头，就不由得为他歌唱！”路遥自己若不是这样的人，就不会有《平凡的世界》了。

　　父亲对路遥的关爱是无条件的，在我年少时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对文学崇高的追求和坚定的精神信仰之上的。我曾在父亲的一位朋友面前说过：很难想象，父亲和朋友的友谊能从青年时期一直持续下来。对事业的执着与忠诚，使父亲就像一团不熄的火焰，几十年如一日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别人。父亲值得受人尊敬！路遥令我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