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山西文坛(杨占平)

　　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位于太原市南华门“阎氏故居”的山西省作家协会供职，迄今已30年。在这块山西文坛的中心之地，真切地感受到了山西文学界众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和组织工作者，伴随着文学的辉煌、失落与回归，所表现出的兴奋、冷静与平和等等复杂心态；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30年，确实是文学界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作品不断深化的30年。这30年，中国文学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大批潜心探索、内涵深刻、富有特色、彰显个性的作家与作品，在文学史上获得了重要地位。就我们山西的作家和作品而言，同样是在努力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勇于追求，力争在全国同行中乃至世界文坛上喊出自己的声音，30年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可以说，文学创作与批评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真正起到了促进人们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大潮健康发展的特殊作用。山西作家与评论家的努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山西被全国同行公认为文学大省，成为山西人对外展示自己形象的一道风景线。

　　山西文坛之所以能在这30年中取得不俗的业绩，我以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与悠久的传统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我们山西地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才俊辈出，文脉相传，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罗贯中等如雷贯耳的文学大家，以他们卓有建树的诗歌、散文、小说，为山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增添了光彩。

　　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勃兴，山西的文学家们并不因为地处偏僻而缺席，李健吾、石评梅、高长虹等，都是文学运动的主流人物。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代表的作家群，写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唯一的流派——“山药蛋派”。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厚实的传统，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上半叶新时期文学发韧时期，山西文坛就十分活跃，老、中、青作家齐心协力，以大量的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由于十年文革泯灭了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域一派荒芜，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创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成为人们接受新观念、寻找新生活的重要参照物。所以，山西文学创作能够取得上述成就，也就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了。

　　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现在的30多年中，山西作家延续着良好态势，在全国的重要奖项，包括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我省主办的赵树理文学奖等评奖中，获奖的作家与作品越来越多，特别是刘慈欣的《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成为亚洲第一科幻作家，为中国更为山西争了光。虽然说获奖与否并不是文学创作繁荣与否的唯一标志，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地域在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创作所达到的高度。

　　分析山西文学创作能够在30年一直保持发展态势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主要得益于作家队伍的老、中、青梯队结构合理。除赵树理在文革中含冤去世外，马烽等老作家新时期开始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显示出他们非凡的创作活力与全身心扶植青年作家的气度。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则进入了成熟时期，他们大都担任过省和地、市文艺单位的负责人，为文学事业的发展作了重要的组织工作；同时，他们也不断推出新作。特别是一大批青年作家的涌现和成长，成为山西文学事业长足进展的基本保证。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坛“晋军崛起”现象，为山西文学在全国引起关注和反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晋军”作家取得的实绩，成为新时期山西文学最重要的标志。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晋军”作家的影响下，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走上文坛，这批作家没有赶上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文学的辉煌，却能在基层感受到真实而鲜活的素材，写出了不少令人称道的好作品。

　　进入新世纪，随着文学逐渐回归自身，作家们都在努力拓展写作的内容与表达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闪亮登场，以全新的观念和写作手法，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受，山西文坛与全国同步，出现了一批有潜力、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为山西文坛带来了良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