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幽暗处的一抹人性之光(傅逸尘)

　　我从此文始，企图尝试一种新的批评方式，或曰批评文体。按阅读顺序，“真实”记述当时的感想，将散文的文学性与理论的学理性融为一体。做了十年之久的批评，始觉得，批评既不是学问，亦非研究，目下结构严谨、逻辑思维缜密的长篇大论很难企及批评的“止于至善”之境。转瞬即逝的文学灵感与思想火花虽有悖于逻辑化与学理化的现代批评，但它的“初心”与真实使得那一刹那的存在有如出水芙蓉。我以为，当下的批评缺少的就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诚。尝试之故，不知以何名之，暂谓“笔记体批评”。或许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批注有相似之处，但味道终归不同。

———题记

　　1.我是在《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1期上读的陈彦长篇小说《装台》。因为很少关注当代戏剧，此前对陈彦并不熟悉，对他在戏剧上的非凡成就自然也就一无所知。我读作品的时候，并不习惯先读作者及作品介绍，包括现在的许多杂志前面的编者的话，也都会被搁置，我格外珍惜自己最初的阅读感觉与判断。《装台》颠覆了我的阅读习惯，在读了三十几章，也就是接近一半时，我突然就翻回到封二的作者简介，然后又将略过了的小说前面的作者创作谈读了一遍；因为我被震撼了，在十余年的阅读和研究经历里，我不记得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让我觉得他的生活积淀达到 《装台》这样的深厚程度，它的叙述语言、人物对话、细节描写、人物的生存状态等小说诸要素，都呈现出一种近于原生态般的毛茸茸的感觉，近似于19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对生活原生态的追求是一种方法，或叙事策略；《装台》里的生活原生态却是陈彦生活积淀的自在流淌，一种无法扼制的大江东去的倾泻。初读时的琐碎与粗拙之感遂为肃然起敬所取代。

　　2.“生活”对中国作家是最不陌生的一个词，这显然跟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倡导有关；　也正因为此，中国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西方文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对这一概念的逆反，加之进入21世纪后，文学的通俗化、娱乐化及市场化的推波助澜，导致走向了它的反面———中国文学“生活”质地的稀薄达至前所未有的程度。自我重复与模式化倾向严重，缺乏亲身的经历和痛切的体验，熟练的写作流程与没有“生活”依托的想象，使得21世纪以来十几年的文学呈现出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之颓态。“伪现实主义”与“伪新历史主义”等乱象大行其道，不能不说与此有关。而陈彦的《装台》一扫前述之颓态与乱象，以清新厚重的，也是从未从舞台之后走向前台的装台人的生活，给当下文学带来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这显然更符合古今中外小说之义理，任何的讨巧与玩弄文学的命运都将速朽是无疑的。观念也好，哲理也罢，失去了“生活”的支撑，无论如何都无法在小说中生存，也就无需奢谈发散与张扬了。

　　3.说《装台》写的是以刁顺子为首的一群装台人及刁顺子的家庭艰难龃龉的社会底层生活，当然是不错的。小说没有中心故事，甚至大的情节也不具备，有的是层出不穷、不厌其烦的细节。刁顺子与女儿菊花的矛盾与冲突虽然占据小说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但我认为仍然算不上是中心故事。没有中心故事，或大的情节的长篇小说是不多见的(贾平凹的《秦腔》类似)，它为小说叙事的推进带来相当大的难度。陈彦是搞戏剧的，编故事，或制造戏剧冲突是他的拿手戏；但他何以弃自己的长项于不顾，只靠细节经营一个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呢？小说中的冲突是有的，但冲突是无法取代故事和情节的。窃以为，就是他的生活积淀过于深厚，小说细节俯拾皆是，不用编，根本写不过来。当然，肯定还有一个小说观念的问题，陈彦有可能认为小说与戏剧在叙事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更认可小说就是生活本身，还原生活的“原生态”才是小说之要义。陈彦既不结构，也不编织(当然，这只是貌似，实则并不尽然，甚至可能相反；因为当我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感觉到了陈彦其实像结构戏剧一般地精心结构这部小说)。陈彦似乎底气十足，自信满满，文学技巧不差，生活积累就更不在话下。陕西作家骨子里都近乎于这种气质，陈忠实尤甚，而这种绵密厚重的气质对文学或艺术之裨益是不容小觑的。

　　4.那群装台人虽然均有名号，也只是一个类似戏剧的背景，是跑龙套的角色。这种方法更像是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即将视角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得到稳定的形象，不同距离的物体得以在同一画面上正确体现近大远小的关系。中国绘画却是散点透视，画家观察点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受固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需要，移动着进行观察，各个不同点上所看到的东西，都可以组织进画面中来。我觉得以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法来结构这部小说可能会更好，或者说会使小说达到更高的文学的意境，也就是说从真正意义写这群装台人，是一组群像。比如大吊、猴子、三皮、墩子，还有后来加入进来的素芬和周桂荣，小说里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经历或轮廓，只需将笔墨转至他们身上，勾勒更多细节即可，我相信陈彦既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生活积淀。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里，我们最匮乏的是这类作品，《水浒传》《红楼梦》 的传统被我们丢失了是毋庸置疑的。《装台》将刁顺子与女儿菊花的矛盾冲突当作小说主体，甚至还细致地描写了菊花与刁顺子第三个老婆素芬，刁顺子第二个老婆的女儿韩梅，以及大伯刁大军、准丈夫谭道贵的矛盾冲突，菊花完全与刁顺子平起平坐了，用戏剧人的词儿，她已经抢了刁顺子的戏份与镜头，甚至超过了刁顺子。可是菊花不是装台人，她也没有参与任何一次装台，她与装台人是一种游离的状态，把她放到任何一部小说都可以，甚至她自己独立成为一部小说也分毫不差。素芬就不同，她虽然是跟随着刁顺子进入到装台人的生活的，却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而且又生发出了与三皮的情感纠葛。还有刁顺子的哥哥刁大军，也跟装台，或者说与装台人没什么关联，但小说也给了他很多的空间。小说不惜以如此之大的笔墨着力于菊花，显然与《装台》严重错位，甚至亦可谓这部小说最大的败笔。小说名之曰《装台》，装台过程写得也很多很细，但装台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却没有写出来，有的也只是斗斗嘴一类的皮毛。显然易见，这样的结构已经偏离了小说叙事的主体。

　　5.刁顺子有原型当是可以确定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彦对刁顺子这样的人物过于熟悉，熟悉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正是因了这熟悉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导致陈彦对刁顺子缺少了一种陌生感与距离感，人物塑造的空间被严重挤压。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布莱希特则将这一“陌生化”的理论转译为戏剧的“间离”，将戏剧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另一种阐释，戏剧因此发生了本质性的现代主义变革。作为剧作家，陈彦对此自然谙熟。那么他何以没有将戏剧的诸多方法挪用到小说之中？我以为，根本原因盖为对刁顺子等装台人生活的谙熟所累，换言之陷得太深，以至于难以跳脱。由于与刁顺子们拉不开距离，陈彦甚至于无法使用文学与戏剧的诸多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以至于让我误以为，刁顺子们就是原生态的生活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未经艺术加工的生活素材。这无疑阻碍了《装台》 的文学性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也致使本有可能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新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刁顺子因过于“扁平”而流产。

　　6.从方法或主义的角度论之，我以为，《装台》与现实主义，或早些的批判现实主义都有相当的距离，倒是与自然主义更加接近。我并不否认小说所蕴含的作家对刁顺子们的巨大的同情与悲悯，但同情与悲悯还停留在一种情怀或普遍的人性层次；文学是不能踟蹰于此的，它一定是作家对象化的一种呈现，是作家对社会的批判与人生的思考，甚至哲学的思辨，让生活有了一种升华，这升华与悲喜剧无关。那么《装台》蕴含了哪些思想、哲学与思考，或者对社会作了什么样的批判呢？我没有明显感受到。与装台人关系最密切的是剧团，或说搞戏剧的那群人，他们之间是对立的么？显然不能这么说，相反，应该说他们之间是皮与毛的关系，相互依存更切近于本质。在他们之间的比较中，搞戏剧的那群人显然占据上风，居高临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装台人不但随意地工具化地使用，还进行不自觉的盘剥与羞辱；但这些现象能构成“批判的武器”吗？或者说具有批判的意味吗？陈彦确实是毫无顾虑地将戏剧界的乱象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他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我感觉陈彦在此却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也就是说，批判并非本意，相反，字里行间蕴含着的却是同情与理解。瞿团长自不必说，他甚至没缺点可言。靳导呢？简直有些可爱，她可以说是一个真正为艺术而献身的艺术家，且对身居底层的装台人充满爱心，让刁顺子都不能不由恨而爱，且敬仰有加。那个让刁顺子恨之入骨的剧务寇铁虽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派角色；但他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也被别人骗，只不过缺少一些包容与悲悯，缺少对底层的理解与关怀而已。小说最后，剧团进京献演简直就可以说是一曲充满激情的颂歌，其感染力并不亚于装台人的苦难。如果我们作一个总体性的判断，陈彦在《装台》里难道不是为戏剧人不无悲情地浅吟低唱了一曲末世的挽歌吗？刁顺子在向剧团讨要工钱时的艰难就不必说了，痔疮给他带来的痛苦似乎也不足道；　那么三个老婆，一个被人拐走，一个死于癌症，第三个因女儿菊花的不容被迫离去，就不是一般男人可以承受的。我想诘问的是呈现后的意味是什么呢？十年前的“底层叙事”被诟病，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思想与批判精神的匮乏，作品无法在更为宏阔与深刻的文学空间拓展与提升其品格。刁顺子也有转变，也就是他自己的反面———反抗，比如打了剧务主任寇铁和女儿菊花一个嘴巴，小说结尾处，当菊花以挑衅的姿态问大吊的媳妇周桂荣是谁，是不是又找了女人，顺子点了点头。那是一种很肯定的点头，肯定得没有留出丝毫商量的缝隙。但这一点反抗与阿Q比较似乎又有些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刁顺子的成长还不很鲜明，他也无法承担起社会批判的重任。并没有将陈彦及其 《装台》 放到鲁迅及《阿Q正传》层面来“煎烤”的意思，我自己难以说清的复杂感觉与思考也许陈彦会懂。

　　7.前面的批评话语是在我第一次阅读，并且没有想进一步研究时的粗浅感觉，一种缺乏总体性回味时的旁逸斜出，或者节外生枝，词不达意；尤其是在第二次研究性阅读后，我确认了这种判断的可能性。以刁顺子，以及那些装台人的社会地位及能力，他们能反抗得了当下这样残酷恶劣的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吗？他们不低下头颅跪下身去又怎么能讨到生计，以维持最低的温饱生活呢？刁顺子们虽然卑微，但他们善良淳朴、勤劳诚信，他们以自己的身体与气力蚂蚁般地在社会最幽暗处存在着，自生自灭着，居然也发散出一抹人性之光，这一抹人性之光过于微弱，无法烛照社会，只能在他们那一群体里闪烁不定。刁顺子作为装台人的“老板”，只拿一个双份钱，而且什么活重干什么。为了讨工钱，他还要经常自掏腰包去送礼。对继女韩梅，他非但没有歧视，反而善待有加。替墩子受罚，在佛堂前跪了一宿，当墩子悄然归队时，他也只是狠狠地骂了几句。对老师几十年的敬爱，对大哥的宽容，最后对死去的大吊媳妇与伤残女儿的怜悯，不经意间已经让我心中刁顺子的形象渐趋高大起来。正如鲁迅先生所形容的，须仰视才见。刁顺子这样一个人，我们还能要求他怎样呢？刁顺子本来决意放弃不再装台了，但这群装台人却需要他，尤其是大吊女儿的不幸，逼使他重回带领大家讨生活的装台旧途。刁顺子已经将生命所有的那一抹人性之光全部燃烧殆尽。从开头到结尾，小说数次细致描写了蚂蚁搬家的过程，其象征与比喻意味昭然若揭。

　　8.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成就与乱象并存，“底层叙事”之后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可能要数“现实主义”重回文学主流；但我以为，许多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多少有些偏离，将关注点集中在了方法的写实性和叙事的故事性，而忽略了思想与精神，更遑论哲学与批判的高度。周宪在 《思想的碎片》 一书中说：“当我们说文学有一种文化批判功能时，这并不是说文学是一种参与社会变革的物质性力量。准确地说，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由此看来，文学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然体现为它对人们意识或精神的影响和塑造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文化批判功能也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因此，文学生产对社会文化的外在功能，就呈现为它能积极地影响人们的精神。”陈彦及其《装台》将在哪些层面上积极地影响人们的精神呢？作为作家的陈彦和作为批评家的我们都无力回答，暧昧的时间与变异的空间或许是最后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