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离魂术”(何平)

　　几年前，我谈成秀虎的诗歌时用了“僭越”这个词。“僭越”，或者如阿多尼斯所说的“撄犯”，强调的都是诗歌的实践性和行动性的“有所为”。阿多尼斯认为：“诗歌并不面向集体或大众，它在 ‘他者’———即读者———的内部创造一个隐秘的‘他者’，并与之对话。而那位‘他者’，也在诗人的写作中寻找一个隐秘人与之对话。双方分享折磨的体验，相互交流知识的途径，以便克服、摆脱这种折磨。”在这里，诗歌显然被赋予了创造世界之外“异界”的意义，这个被假想出来的“异界”可以是一个乌托邦，也可以仅仅是文字筑就的诗歌帝国。正是在寻找和创造、克服和摆脱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对生活的冒犯和侵犯。也是基于此，我把成秀虎的诗歌写作实践理解为对日常生活的“僭越”。

　　如果我们进而追问，是不是所有的诗人，或者每一首诗歌都可能建立“他者”和“隐秘人”的对话？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诗歌向外杀伐和寻找的无功而返，可以转而求诸己，以一己之身兼有“他者”和“隐秘人”，这样的对话发生在诗人自我分蘖的各个“我”之间，就像中国古代传奇的“离魂记”，但这里的“离魂”不一定是“肉身”和“灵魂”的分离，而可能身心具备的“我”和“我”。因此，诗人的“自言自语”其实是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种对话机制。这种对话，可能促进分蘖的“我”的和解，也可能使得分蘖加剧为彻底的分裂———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在现实生活中，成秀虎是一个和善且容易相处的人，但当他进入到诗歌状态中，成秀虎是不相信可以“创造一个隐秘的 ‘他者’”的。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去捕捉成秀虎诗歌中的声音，他是宁可选择“离魂”来“自言自语”的。《抵达》 是成秀虎离散的游魂，或者说游魂飘荡的世界，如他的诗写到的“独行者的忧愁”。

　　在成秀虎，诗歌不是“苟且”的生活之别处。诗和生活的暧昧和纠缠，不离不弃，使得成秀虎直接就将生活借助语言摆渡到诗。换句话说，成秀虎的“日常生活”就是“诗生活”。成秀虎不需要通过刻意的间离和澄明就可以径直从日常生活跨入诗生活。但应该意识到，人也许只有在“梦游”状态下，才能自如地做这样的切换。那么，我的疑问是，和我相处着的，如兄长一样宽厚周到的成秀虎，他在“梦里”还是在“真里”？读成秀虎的诗歌也许会觉得他的诗歌得来过于容易，他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都能成诗，甚至连隐喻和象征也不大使用。我相信，在我们的世界上，类似成秀虎这样的写作者不在少数。这样写作的客观存在是不是该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学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一个人不以写作为职业和志业，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写作？

　　再回到诗集《抵达》，同样我估计也有许多人对成秀虎用这个过于熟悉的词作为诗集的名字感到奇怪，但通读了诗集里的全部诗歌，我理解了成秀虎其实是在用整整一本诗集为“抵达”这个词作注。真是这样的，很少有一个词可以像“抵达”这样能够直指我们的生命存在。读成秀虎的《抵达》，忽然意识到我们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是一次或盛大、或隐微的抵达。在成秀虎的写作中“抵达”是动词，也是名词；是过程，也是结果。

　　现在要回答的是成秀虎的《抵达》里实现了“抵达”吗？是的，成秀虎的诗歌有偶尔的抵达———异国他乡的暂留———亲情、友爱和自我说服，对不安灵魂的慰藉，可是成秀虎诗歌更多的是“故园已拆得断壁残垣”，这是抵却不达；“尽管我不合时宜不合年龄地唱摇滚”，“心中的参天大树比我迅速衰老/莫名的焦虑灼伤皱褶很深的青春印记”，这是拒绝抵达，自己选择放弃抵达；“自以为一切都有既定的方向/到头来才知道一切杂乱无章”，这是永远无法抵达……成秀虎是矛盾的，忧心于“无法抵达”，如何安妥自己，最后归栖何处？拒绝抵达，因为“童话的结局”一直不至。所以，“抵达”在成秀虎的诠释中，已然投身“路上”，或者漂浮“空中”。

　　整部诗集弥漫着对于成秀虎的生理年龄而言过早来临的迟暮和垂老之感，而且更为苍凉的是在成秀虎诗歌中，那个抒情者是一个胸怀大抱负的人，但最后只能选择与生活妥协与和解。我特别提醒注意的是其中最后一首诗《静修》。当我们意识到成秀虎的日常生活和诗生活无隔无界时，那么诗歌中那个“与时间成为朋友”的当然是诗人成秀虎，也是有着各种社会身份的成秀虎。同样，我想，诗中“正在空旷的内心”会成为成秀虎的一个新的写作起点吗？它会把成秀虎带向何方？抵达何处？

　　(《抵达》成秀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