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社会关怀和历史表达(方岩)

——读郑小驴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是而立之年的郑小驴的第一部随笔集，他的年少时光、成年后的稻粱谋和变动不居的生活，他的创作历程和思考、他的社会关怀和政治态度等都在这本随笔集中得到详尽的呈现。“观察，聆听，呼吸，存在，在场”是郑小驴对自己写作态度的评价。这些文字并不是郑小驴在小说写作之外闲暇时光里的“文余”，其中所包含的信息足以构成这位青年作家的自传，而且是一部坦率、真诚的自传。

　　整体而言，在“80后”作家的创作中确实难以看见对“大历史”、“大事件”的重述的兴趣和关注的热情。郑小驴却是这个代际的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他一直在写作中寻求个人经验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对应关系，随笔集也呈现了他强烈而直率的社会关怀。这部随笔集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文章在谈论社会热点事件和公共议题。《致我们暮气沉沉的青春》《消费主义时代下的青年们》《异化的时代》《路在何方》《犬儒时代》等讨论的是市场经济、新媒体时代中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症候，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观察和反省，却事关一代人未来的历史可能性；《围观能改变什么》《廉价的爱国主义》《公民的戾气》等从社会现象出发，讨论了公民素质、社会伦理等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人民到底需不需要临时工》《谢幕的第一代进城务工者》《黄昏分居》等直面城乡差别、阶层流动固化、政策歧视等阻碍现代社会进程的弊端；《坏人都老了吗》《道歉有多难》等直接进入历史反思，探讨了历史的债务和责任承担等话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芭茅溪札记”。芭茅溪是贵州的一个乡村，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郑小驴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他的所见所闻便记录在了《被遗忘的与被抛弃的》《芭茅溪日记》这两篇观察札记中。这两篇札记更像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社会分析，不动声色地揭示了破败的现实角落及其存在根源。

　　不难看出，郑小驴关于当下社会的总体性看法、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基本诉求都在这部随笔集中得到集中体现。而郑小驴从未回避个体的抗争和质疑，并努力挖掘出个人的、私密的经验背后的公共性、社会性的一面。

　　如此鲜明而集中地袒露自己的立场，并非是标榜一种姿态。他的小说创作与随笔有着明显的同构关系。除了《七月流血事件》这样直面社会热点事件的作品外，还有一部分小说几乎是以虚构的形式重述过往真切发生过的历史。正如贺绍俊所说：“他的笔下涉猎的有悲悯和反思以及一些当前依然属于禁忌和敏感的话题。”

　　随笔集中《吾祖》《乡村基督徒》等文回忆亲人，一些描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词汇会不时地闪现在这些文字中，其中很多发生在郑小驴出生之前。郑小驴不仅在用他出生后的重大历史事件来标刻他的个人经历，更通过谈论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们的经历，彰显历史惯性在其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或明或暗的印迹。不难看出，郑小驴一直试图在可能的话语空间内重建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执著地让历史表达和当下诉求以一种较为柔软的方式生长。

　　郑小驴在小说创作中从未回避前辈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影响。换言之，文学史发生影响的轨迹在郑小驴的创作中特别是早期创作中有着较为明显的痕迹。《秋天的杀戮》里的“悬疑”氛围和叙述技巧无疑是在向格非的《迷舟》致敬；《白虎之年》里的“毛孩”令人怀旧地想起韩少功的《爸爸爸》里的“丙崽”；《蚁王》里那场河边杀戮的场景中浮现了余华的《河边的错误》的影子。虽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被后辈作家们承继并不是评价年轻作家的重要标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先锋文学确实为相当一部分“80后”作家提供了最初的写作资源，唤起了他们最初的表达欲望。正如郑小驴在《百愁之门》里罗列了一大批80年代作家的名字后，坦诚地说道：“通过阅读这些文字，它们再次唤醒了我之前创作的冲动之心。”

　　这些年，郑小驴辗转于南昌、昆明、北京、长沙、海口等地，这部随笔集既是他“在路上”的文字见证，也是他对自己精神历程的梳理。在郑小驴看来，“忠于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方式，目前而言，是最好的时光”。我想，继续写下去的郑小驴会再次激起我们阅读和讨论的兴趣，而他的社会关怀、他的历史承担、他的写作资源都能在这“最好的时光”里找到最初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