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汛涛：“神笔”写一生(洪画千)

为洪汛涛与孩子

为洪汛涛与木偶“神笔马良”

　　洪汛涛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 《神笔马良》，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获奖最多的童话佳作之一，拍成电影，编入课文，至今海内外还在不断出版《神笔马良》不同的版本。作家梅子涵先生曾说过：“马良养育过无数中国童年，谢谢洪汛涛先生！”

　　“马良”有支漏水钢笔

　　为什么父亲在20岁不到时能写出《神笔马良》？

　　浙江浦江自东汉兴平二年建县，已有1800年悠久历史，父亲就是浦江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孕育出的作家。他的童年是在贫困和战乱中度过的，自幼喜欢绘画、篆刻、书法，尤其热爱文学。父亲小时候大部分的时间生活于以分销报纸为业的外祖父家。那时的浦江经济还很萧条，文化也不发达，整个县里没有一家书店，只有这一家“报纸分销处”。后来信息渐渐传开，上海、杭州的一些书局和印书馆，主动寄来一本本图书目录，希望能为他们经销书籍。可是，外公没有更多的资金去营销书籍了。于是，这一本本图书目录，便落到了父亲手上。他在这些目录的书名上，用颜色铅笔做上许多记号。他还写好向书局邮购的书单和信封，只等有了钱就寄去。父亲说：“那时候，我们这号家境不好的穷孩子，是一个铜板的零花钱也没有的，只有在过新年的时候，长辈为了图吉利，给个‘红纸包’——用红纸包裹的压岁钱，可是凑起来，总也到不了一块大洋的。而且往往不等过完年，又给母亲‘借’去挪作家用了。所以，我写好的好几封邮购信，从来没有一封发出去过。我十分希望能看到这些书，可是我没有。我连做梦都想。”

　　没有书看，父亲就一遍遍读那些图书目录。他从这些断断续续的目录介绍中，知道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其中他特别喜欢王冕的故事。王冕幼年出身贫苦，白天一边为人放牛，一边自学画画，晚上则到寺庙内的长明灯下读书，最后成为能诗善文的杰出学者。父亲自己生活清苦，对这样肯刻苦学习的苦孩子格外敬佩，并处处以他为榜样而自勉。

　　父亲识字多，上小学是跳级的。当时钢笔还很稀少，是颇为名贵之物。有的同学在衣服的口袋里插一支闪亮的钢笔，非常神气，叫大家羡慕。父亲说：“童年的我，非常想有一支那样的笔，可是我没有。”一次，在都市里做事的叔父给了他一支用过的旧钢笔。虽然笔尖早已磨粗，笔杆子也漏水，一写字，中指的硬茧上会全是墨水渍，有时不小心还会把衣服的口袋也染上墨水，可写起字来还是很流利，父亲仍然非常喜欢它。有一回跳远比赛回家后，发现这支笔不见了，他急得立即赶到学校，在漆黑一片中，用手在操场的沙坑里翻掏，手指都擦破出血，才找回那支笔。后来这支笔，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四处流浪。

　　童年的父亲，就有一个心愿。“因为我爱笔，搜集有很多笔的故事，我便想到了要写一部以笔为主线的说部。写一个少年有一支神笔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

　　抗战时期，他漂泊在浙东山区，从淳朴的山民那儿聆听到许多民间口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的丰富养料，不只哺育他成长，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得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使我爱上儿童文学，影响最大的，还是书和民间文艺这两位老师。它们，无私地、慷慨地、热忱地，以它最美的乳汁，哺养我。”

　　虽然父亲多次在回答小读者提问时说，他写马良，马良不是他自己，但是，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一定有作者自己。父亲在写《神笔马良》时，已有不短的写作历史，他生活在战乱时期底层人民之中，备尝种种艰难困苦。他的命运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的人世阅历和个人经历，以及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责任感，他创造出“马良”这个人物，写出了《神笔马良》这部作品。

　　“神笔”人生不都是童话

　　父亲创作的《神笔马良》1955年2月发表于《新观察》第三期。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有成员读到这篇童话，拍案叫好，认为适合厂内美术片组制作影片，立即向厂里推荐。很快，厂里一致肯定，立刻派人上门，和父亲洽谈如何把童话改编为电影剧本。经多次交谈，确定了这样几点：这部影片的观众对象是12岁以下的儿童；考虑到特定对象，剧本情节以单线叙述；为了能走向国际，片名力求简要明确而又给人遐想，简为《神笔》二字。

　　父亲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神笔》，很快就被定稿通过。上影厂美术片组的同志们热情很高，著名美术片导演靳夕亲自执导，他们参考张光宇的插图原文，在为剧中人物造型、置景、音乐等方面都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经过各方努力，彩色木偶童话片《神笔》终于赶在年底之前出品。

　　《神笔》上映之后，马良的勤奋、聪颖、智慧、爱憎分明，立刻得到了广大观众喜爱，而电影在艺术上所呈现出的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也绝不混同于其他国家动画电影的特色。电影《神笔》在短短两年时间里(1956-1957)先后参加12个国际电影节，赢得各国观众欢迎，先后荣获5个国际大奖，在国内获文化部编剧一等金质奖章。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参加国际电影比赛的儿童片，也是百年来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中国影片之一。

　　《神笔马良》至今年问世61载，出版了各种不同版本。上海画家万籁鸣、方增先、程十发等都曾为《神笔马良》画过经典的插图。195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父亲根据《神笔马良》改编成的低幼版《神笔》，请了万籁鸣绘图，可以说，在《神笔马良》插图中，这一创作最为杰出。他的作品承袭了《大闹天宫》以来丰富的装饰性、趣味感和张力，仅仅用勾线、平涂的画法，便将大小场景及各色人物轻松掌控。他笔下的人物仿佛自原作中走出，具有极为深厚的民族底蕴和审美情趣，令人耳目一新。

　　父亲的命运和童话的命运是系在一起的。他曾多次对我说过：“童话多难，我抑郁。童话倒霉，我遭殃。童话挨批，我陪斗。十年动乱时期，童话从人们生活中排除出去了，我也被踢出文学创作队伍。”40岁不到，是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生命最旺盛的创作黄金时期，可惜那个年代，父亲和很多正直的中国作家一样是在无休止的批斗、无数次的检讨中度过的，我们曾亲眼目睹父亲把自己挤出分分秒秒的时间一字一句写下的作品，不论是已发表还是不曾发表的文稿，全部撕成碎片，放在面盆里烧成一堆一堆的灰，我们在熊熊烈火中看到父亲的眼泪不断在流，全家禁不住抱头痛哭……父亲后来对我说过，那时候，他越想马良越觉得像是他自己。他也没有了“笔”，“笔”也被夺走了。他想不到自己写的这篇童话，竟有“预示性”。

　　“文革”一结束，50岁不到的父亲以时不我待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他还把十年的磨难中的思考与呐喊全部融入到写作中去，一气为不同阅读程度的孩子写了近50篇童话佳作，其中以1976年人们在天安门广场追悼周恩来总理为背景的近4千字童话《花圈雨》，1979年4月3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在童话结尾处，他简述了写作经过：“这个童话，是在极度悲痛、极度愤懑，但还满怀希望、满怀激情，错综交织的心绪中，一气写成的。”

　　一生不停作文做事

　　为儿童写作是父亲唯一的依托，是被他视为生命的工作，他也确实为之投入了自己整个生命。他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勤奋”。

　　上世纪50年代，我幼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另一位是保姆)挤在瑞金路金谷村16平方米的一间小房间里，那时，我父亲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等我们都睡熟了才开始动笔，挑灯夜战，夜以继日地写作。常常我们一觉醒来，他还在伏案写作。父亲的成名作《神笔马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

　　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迁居到重庆中路渔阳里居住，父亲总算有一间朝北的亭子间，作为他的小书房。这间屋在晒台的下面，正所谓夏暖冬冷。盛夏酷暑，亭子间像一只大蒸笼，父亲整天坐在那里写作，别说汗流浃背，甚至连握笔的手一直在滴一滴一滴的汗珠；三九严寒，晒台滴水成冰，亭子间寒气逼人，当时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父亲常常搓搓手，跺跺脚，嘴往两手吹上几口热气，然后再继续写作。他的房间的灯光，常常和朝霞连在一起。对此看得一清二楚的对窗邻居，见了我的母亲，总是不断地夸奖我的父亲，并且还把父亲的勤奋写作作为榜样，来教育他们的子孙。

　　他每天总是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从早到晚地工作写作，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每天要写上十三四个小时，写出一万多字甚至两万字的作品。一日三餐，都要我们去书房请他多次，才肯出来吃饭。父亲仔细阅读很多少儿报刊，遇到好的文章便剪下来，汇到一起编成一本一本的集子，奉献给小读者。父亲他每天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处理大量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来信。对读者的来信，他每信必复，对作序、题词的要求，他来者不拒。在他的心里，培养青年作者是分内之事。他在评奖和编书时，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作者都受到他的关爱，如《小马过河》作者彭文席，就是因为父亲在主持全国评奖时，独具慧眼在成千上万的作品中挖掘出《小马过河》一文，力荐其为一等奖，使作者从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代课教师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者。受到父亲关注和培养的青年作者还有梅子涵、周锐等等。

　　过去，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父亲一个字一个字校对，到了晚年时，眼睛看不清楚了，便把作品用录音机录下来，等校样送到，一边听录音，一边看校样，一句一句地对，从来不要求我们帮忙，却样样事情都做到完美。《神笔马良》虽早有定评，但凡经他手交出的《神笔马良》付印稿，他每次都有修改，不断完善。我们核对过历年来好多版本的《神笔马良》，发现都有不同。他自己也记不得修改过多少次，但出版社编辑改动他一个字，他都知道，如果觉得不合适，就要改回来。父亲说，这部作品，“从构思写出提纲，到现在交付出版，已经走过了四十五个春春秋秋、风风雨雨……它的跨度是我的大半生，近半个世纪。我在这部稿子写完时，曾经感慨地说过，这个故事我写了一辈子，我一辈子写了这个故事。”

　　1979年，父亲受邀到北京参加和主持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工作，整整一年多时间，在共青团中央，他吃睡在办公室。父亲说：“这样，我把一天的24小时，全用在评奖上了。首先要阅读这些推荐的作品，有的要看好几遍。因为对每一篇作品都要负责，这关系到肯定这些儿童文学作家25年来的功绩，影响到今后整个儿童文学创作的荣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每篇作品都要在会上反复讨论。这样，我一连几个月，边看作品，边把意见写在笔记本上。”

　　作家孙毅回忆道：“当时各地送来的评奖稿件堆成小山，汛涛夜以继日地整理审阅，他房里的灯光经常与晨光衔接。他对少数不符合手续送来的稿件，不徇私情地原封退回。”据柯玉生同志回忆，当时团中央大楼星期天电梯停开，洪汛涛为了节省下楼吃饭的时间，他在周末晚饭时，就在食堂多买些饭菜，带到楼上办公室里。他星期天整日伏案阅读作品，饭菜则放在输送暖气的铁管上焐着，到时进食。1954年到1979年共25年间，全国各地推荐了一千多篇作品，最终评选出212篇获奖作品。作为评委、评奖办公室副主任，这次评奖的成功，父亲是功不可没的。

　　父亲有一颗诚挚奉献的童心。我们将很欣慰地看到，父亲的名字、作品一直被人们所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