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与圣人(刘庆邦)

　　四月中旬，我到闽南泉州走了走。因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著名诗句，我总是愿意把清明和下雨联系起来，并期望春雨真的能在清明节期间如期而至。然而在清明小长假那几天，北京风干物燥，纷飞的只有柳絮，连一点儿雨都没下。直至到了泉州，才总算赶上了雨天，才得以领略清明后的湿意和诗意。

　　在泉州的三四天时间里，陪伴我们的不是大雨，就是细雨，等于我们一直在雨地里穿行。这太好了，对于生性喜欢下雨的我来说，可说正合吾意。我们白天走了晚上看，走得马不停蹄，看得目不暇给。我们看了太多的历史遗存，太多的人文景观，还看了现代的名牌企业，脑子里装满了太多太多的信息。静下心来，我想把信息整理一下，理出一个头绪，试试能不能写一篇东西。然而我竟理不出头绪来，也无从下笔。我走过全国很多地方，有的地方，只有一个寺，一座塔，或一条河，一座桥，焦点比较集中，写东西时把笔墨对准焦点就是了。写泉州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我是一只老虎的话，泉州就像广阔的天空，我写泉州从哪里下口呢？　我该怎样概括这座伟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

　　苦思冥想之中，我突然想起在开元寺看到的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脑子里亮了一下，如同闪过一道佛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副对联上的话，不就是现成的、对泉州最好的概括嘛！　对联上的木刻书法作品为弘一法师李叔同所写，对联上的话却出自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泉州的评价。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书法当然很好，称得上功德圆满，浑然天成，让人老也欣赏不够。而朱熹的这两句话亦像是信手拈来，古朴自然，毫无雕琢之意。余以为，治学严谨的朱熹，不会轻易为一座城市题词，他定是经过对泉州的全面考量，深入研究，才写出了如此高瞻远瞩的、贴切的妙语。李叔同身在佛界，对书法对象无疑极其挑剔。他之所以愿意把这两句话写成书法作品，至少表明他对朱熹的观点是赞同的。什么叫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呢，朱熹题词和李叔同书法的结合堪称典范。是朱熹的题词具有书写的价值，李叔同的书写又使朱熹的题词声名远播，价值得到弘扬。

　　那么，何谓佛国呢？　这就要从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说起。没去泉州之前，我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是，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往外国的商品贸易之路。由于中国盛产丝绸，丝绸在对外贸易中成为最著名的商品，贸易之路才被形象化地称之为丝绸之路。我不知道谁是丝绸之路的命名者，我愿意承认这个命名真是挺好的，它给人一种柔软的、飘逸的、悠远的、甚至是艺术性的美感。试想，如果换成茶叶之路，或瓷器之路，那感觉就差远了。也是因为思维停留在商品上，物质上，我对丝绸之路的理解主要是经济意义。到泉州经过学习，我才知道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之路，还是文化交流之路。比起商品贸易来，文化交流的意义更加久长，更加深远。文化交流的内容丰富多彩，难以备述。仅拿宗教文化的交流来说，说蔚为大观一点儿都不为过。在宋元时代，泉州不仅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还几乎集中了全世界的所有宗教，从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景教，到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可说应有尽有。每一种宗教都在泉州落地，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我到穆斯林创建的清净寺看过，得知清净寺建于1009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据说清净寺是伊斯兰教最早在中国所建的清真寺之一。尽管清净寺只剩下残存的遗址，但支撑大厅的石柱还在，基本的框架还在，循迹还可以想见当年恢宏的气势，以及众多教民在寺里做礼拜的情景。既然泉州一时间成为全世界多元宗教汇聚的中心，欧洲、阿拉伯、波斯、印度、高丽等外国众多侨民随之而来。举目所见，多种民族，多种肤色，身着各种服饰的人们，在街上摩肩接踵，和谐生活，可不像是佛国嘛！

　　那么，何谓圣人呢？　为什么说满街都是圣人呢？　如此之高的评价是不是有些夸张呢？　以前我只知道孔子被尊为圣人，历代帝王被称为圣人，普通民众谁敢与圣人相提并论呢！　就连孔子的诞生地山东曲阜，也没听说过那里“满街都是圣人”哪！　后来听到泉州文学院朋友的解释，我才明白了，朱熹的所谓圣人，指的是文化人，文明人。话若是这么说，当然说得过去。因为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谁都不会否认，在泉州的大街小巷，活动着的人们的确都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文化人，和文明程度较高的文明人。由于泉州的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外来文化底蕴丰厚，气氛浓郁，使生活在泉州的人如同生活在水文一样的文化生态里。久而久之，文化和文明不仅成为泉州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还化入内心，成为泉州人的气质。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那天上午，我们刚参观完开元寺，忽听外面传来一阵鞭炮声。鞭炮声断断续续，一会儿一阵。我马上得出判断，这是出殡、送殡的鞭炮。殡葬文化也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中华文化之一种，这种文化在泉州有着怎样的呈现呢？　我与另两位作家马上到寺外的大街上去观看。果然，街的对面正进行着一支送殡队伍。队伍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整个队伍分成若干个方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唱挽歌的方队，接着是抬花圈的方队，再接着才是由死者的孝子贤孙及亲戚组成的方队，走在最后的是军乐方队。若仔细看，会发现死者亲人所穿的孝服有所不同：有的披麻服，戴孝帽；有的穿白衫，勒白巾；有的穿白衫，勒红巾；还有几个少年，穿一身红，额头也是勒的红巾。这样复杂的孝服，肯定标志着不同的身份，并各有讲究，只是我们不懂而已。倘若从送殡队伍里请出一个人来，让他讲讲不同孝服的不同内涵，他一定会讲得头头是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何尝不是圣人呢！

　　2016年4月25日于北京小黄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