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平原《大学新语》有感(袁一丹)

　　大学转轨需制动装置而非加速器

　　——读陈平原《大学新语》有感

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30年代胡适创办 《独立评论》，解释刊名说，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

　　1998年北京大学借百年校庆之机推出 《胡适文集》，陈平原读后称，他以为胡适最难得的，是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力倡一种“负责任”的言论。所谓“负责任”，“即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 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革命者相比，建设者的论调往往被淹没在各种激烈的口号声中。陈平原指出，作为政论家的胡适，其温和平实的论调，既受制于个人的性情与学识，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

　　“建设者”的自我定位，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陈平原介入当下大学改革论争时的发言姿态。《大学新语》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作为陈平原“大学五书”的收官之作，聚焦于中国大学现行的制度设计及背后的游戏规则，其着眼点从中国大学百年之历史、传说与精神，转移到中国大学当下的现实、制度及心态上。

　　谈论被树为精神标杆的民国大学，主要靠文学史家对细节的敏感，辅之以史家的技艺，用人物和故事来支撑；而一旦触及作为公共话题的当代大学改革，尤其是进入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层面，则需依赖切身经验以及对政策、章程的追踪细读，乃至用数据说话。在陈平原这里，大学史研究与大学现状的探讨，呈现出互相支援、互为表里的关系：密切关注当代大学的改革进程，为他的大学史研究提供了现实针对性；反过来，专深的大学史研究则为他介入当下大学改革论争提供了古今对话的可能性。

　　《大学新语》 之所以聚焦于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层面，是因为作者有感于近年“大学精神”谈得太多，容易悬空，希望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借助细节来透视制度，通过制度来体现精神”(页67)。确实对现今中国大学的转轨而言，政策走向、制度设计比追溯传统、空谈精神更为迫切。一个重大政策出 台，能持续影响好几届学生甚至改写一大批学校的前途命运。“死”的制度能戕害“活”的精神，也能滋生“活”的精神。

　　有心探讨大学转轨的游戏规则者，不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运营方，也不宜是游戏场中的竞技者或预备队，最好是不受游戏规则束缚，能主动置身“局外”的局内人。陈平原在当代大学改革论争中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近似于这种“局外的局中人”：其身处学院体制内，自然是局中人；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外于游戏规则，则不啻为局外人。局中人的身份，使其对当代大学的利弊得失有切近的观察与体会；而相对超脱的立场，又能保证其发言的客观性与动机的纯粹性。

　　陈平原在 《大学新语》 中自称是“低调的理想主义者”，故只提些自认为的“合理化建议”。他理解的“理想主义”，只是“一种社会责任与 自我实现的混合物”。然而“低调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把自 己放在一个两头不讨好的位置，就像胡适当年的政治主张，左右两派都不领情一样。讨论中国大学何去何从，且不管政府的指挥棒，学院内部的分歧远大于共识，不仅是被认为迂阔的人文学者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授之间的分歧，即便在文史哲内部，“同”中之“异”仍旧明显，各自发言姿态上的微妙差别更具戏剧性。

　　在大学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人事制度改革) 上，触及自身利益的学者要么持激越的批判立场，要么隔岸观火、自我边缘化。譬如去年燕京学堂引发的风波，3000多份调查问卷中，支持者308人，中立者与反对者基本持平，前者1341人，后者1433人。我特别好奇持中立态度或沉默者的真实想法。无论在网络、纸媒上，还是现场交锋时，听到的似乎主要是反对者的声音，间或有校方及主事者的辩护、回应。当舆论形势一边倒以后，这一事件几乎演变成反对派的独角戏。值得注意的是，陈平原并没有第一时间公开回应，待事件冷却后却在《读书》 杂志上发表了 《假如我办燕京学堂》。这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即自居于可能两头不讨好的位置：主事者听来未必悦耳，批判者或以为过于“低调”。

　　《大学新语》 一书中让我触动最深的是 《三说“扩展211”》 这组文章，因为我目前就职的首都师范大学正好是一所非211大学，据说是最接近211标准的师范类大学，属于“就差一步之遥的落选者”。我入职以前，对211还是非211的问题并不敏感；但从入职培训那天起，“非211”这个词不时在耳边萦绕，然后才逐渐意识到这个标签对一所大学造成的隐形伤害有多大。

　　“非211”对大学造成的伤害，在我看来，最致命的一点是在生源上。对老师来说，就职于211或非211大学，对他的事业发展可能有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如果你做得好，照样有你的发言空间与表演舞台。但对学生则不然，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211还是非211，直接关系到他四年后能否找到一个称心的饭碗。大家都心知肚明，现在找工作流行“查三代”，一看你本科是非211出身，即便简历做得再漂亮也没用。目前就业市场上对非211大学毕业生的隐形歧视，会左右填报志愿时学生及家长的选择，进而导致非211大学在生源上的恶性循环。而且生源问题与大学发展遭遇的其他瓶颈问题性质还不太一样。硬件上的问题，砸钱就可以解决；但生源问题却是扔多少钱进去，都难以在短期内改善的。生源质量上不去，才是非211对大学造成的致命伤。

　　陈平原在 《大学新语》 中提出的建议，我觉得十分中肯，他主张重新开放211工程，实行动态化管理，把一批达到条件的大学逐步吸纳进来。这个建议从长远看，有助于促进中国大学内部的良性竞争，更关系到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原则，不至于使一些有根底、有潜力的大学，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陈文中特别指出，当初评选211大学时，明显偏向于工程技术类大学，相对忽视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类大学或师范类大学，换言之，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陈平原谈大学问题，不是只关注金字塔尖上的那一两所大学。以北大、清华为标准，讨论中国大学往何处去，对作为金字塔主体的一般大学或地方大学来说，多半是搔不到痒处，更触不到这类大学的痛处。《大学新语》 里有大量文章谈到地方大学、中西部大学、非211大学，以及起步不久的民办大学。用陈平原的话说，大学是“千姿百态”的，不仅要关注不同类型的大学，还要留意不同层次的办学方式，才能对高等教育这座金字塔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不容否认，对当下大学改革而言，现实、制度、心态比历史、传说、精神更紧迫且更有力量。我们没办法关起门来讨论大学何为，大学怎样才能有精神。大学不是理想国，大学精神不等于乌托邦精神，需要以建设者的姿态，正视制度设计的缺陷与政策导向的偏差，并反思学者自家的言论立场。

　　如果将中国大学比作一辆疾驰的列车，在急速转轨的过程中，它需要的不仅是转辙器、加速器，为安全起见，更需要有担当的学者站出来，充当这辆高速列车的制 动装置，这便是我对 《大学新语》 的定位。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