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生活(赵兰振)

　　《夜长梦多》的写作始于1998年秋天，当时我刚来北京，住在景山后头一座堪称雄伟的大楼里——那座楼属俄式风格，有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味道，看着富丽堂皇但其实就是一座办公楼改成的筒子楼，去一趟厕所要疾步快行数百米，两旁挂着帘子的或闭或张的门列队监视着你。我住在五楼(顶楼)一处只有7平米的用垃圾间改造成的空间里——是的，我不知该如何称呼它，因为那并不是一间房，而仅仅是一处呈“L”型的盲道，像是手枪的形状。当躺在床上睡觉时，我想象自己是一粒枪膛里蕴足了劲儿的子弹，要是某一处神秘的扳机扣响，我会飞射出去，朝着故土的方向一路飞往昏冥的梦乡。

　　当然，飞翔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想象。我每天清晨5点起床，拾级而下，出门绕着尚在睡梦中的景山公园一周，回到那处狗窝一般的住处，趴在木板搭起的书桌上让笔尖与白纸亲吻，发出滋滋的不停歇的诱人声响。我想写一部中篇小说，写写我生活过的村庄，村庄田野里的那一泓清澈的池塘，写写围绕这口叫做“南塘”的池塘所发生的一切……语言照亮记忆，记忆的纷繁密集令我吃惊，小到一株庄稼一只昆虫，大到一个季节一座房屋，物事犹如洪水，犹如满天的星辰，朝我涌来，覆盖了我。想象裹挟着我凌空而起，我只有顺应着语言的意志写下去，但肯定已不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容量。

　　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语言，只有想象，不可能再有一丝多余的干扰。我白天去一家出版机构上班，仰人鼻息，拿到手略带羞辱性的少得可怜的薪水作为我逃离的自圆其说的理由——之前我一直在故乡的一家乡镇卫生院上班，安安稳稳地做一名骨科医生，而且小有名气，算是那一方土地上的“名医”。天天求医者盈门，让我不曾拥有过一天不被扰乱的时光。有一天晚上我去镇外的田野散步，突然听到镇上的高音喇叭在喊我的名字，吓了我一大跳，侧耳细听才明白是有病人找我看病，喊我快回。我不想如此热闹，也不想被盛名之下的责任重担压死。我想逃开，想拥有吃一回安生饭睡一场囫囵觉的生活，想静静地读读书写写我喜欢的文字。于是阴差阳错，我就钻进了北京城里的这管枪膛之居里。

　　写作伊始极顺利，我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天天意犹未尽。我沉浸其中，有说不完的话。对着白纸倾诉是我那一个时期的生活主体。但好景不长，接着我就搬离了那处枪膛，不再是一枚子弹，而成了一个为谋生而奔波在北京街头的匆忙男人。我住进了更宽敞的房子，但不再拥有美好的孤独时光。因为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决计不再回返，不再重新让听诊器圈住脖颈，全家人就只能随我北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家人的生计绝非小事，我只有放弃一切，拼命做事挣钱，好让家里的米缸常满，尽顶梁柱之重任。我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不想着我的小说，但却很少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写作了。再说要走进我的小说世界也不那么容易，没有整块的时间，没有深深的孤独长廊，那个世界不可能打开它的大门。

　　但其实这些生计之虞仍然是借口，让我举步不前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对小说的审视。我在重新认识小说，试图通过写作这部作品来探索小说深藏的奥秘，从语言，从叙述，从艺术真实乃至思想性……从各个层面抵达小说的内部。我借助不懈的阅读，借助反复的思考和琢磨，一点一点地在解开纠结，解开小说之谜。但对小说的考量越多，写作进展越艰难迟缓，有点像在缺氧的高原上攀登山峰，到了一定高度想再往上前进一厘米都困难重重。总是眼高手低，这一次你觉得已经通过了某处隘口，解决了某个难题，你肯定能够写出另一种面貌的文字，抵达理想的高度，让自己激动不已；但事实总是在唱反调，折腾来折腾去，你不过是在原地兜圈子，你觉察出的毛病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但仍然顽固地站在那儿，阻挡着你前行。

　　生活在悄悄出现转机，终于有一天我不再被谋生之事困扰，我可以坦然将精力投入到小说写作中去了。这时候似乎我也解决了写作的诸多难题，能够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字了。我开始着手完成这部延续经年的小说。我磕磕绊绊，没有再毁掉写好的文字，而是将片段连缀一体，算作漫长劳役的终结。

　　集体的历史和个体心灵的历史压根儿就是两码事，是两个面貌迥异的世界。但历史只关注社会事实，从来不去探究心灵风暴，而恰恰是个体心灵的微妙变幻在决定社会历史的走向。在《夜长梦多》里，我试图写出一个村庄的历史和一个人的心灵历史，让两者共同构建历史真相。但我明白这种努力也是徒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不可能以蠡测海，繁盛茂密的真相是永远无法穷尽的。

　　一件经过锻打的铁器，早已褪去烫红，早已成为沉甸甸的黑冰，让该使用它的人使用它，该拥有它的人拥有它。现在我只想扔开它，彻底忘掉它，就像狮子用牙齿撵走成年的孩子。写作的兴奋与沮丧皆成往昔，我已经厌倦，不想再多提这场苦役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