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开风气 方为大家——我熟悉的学者杨义(李昕)

　　40年，个人原创的研究性著作50多种，1000多万字。有人开玩笑说，“著作等身”这个词最不适合学者杨义，因为他个子不高，而每一本专著都很厚。

　　在我看来，作为当代学人，杨义其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他的学问显露出的大家气象，在同一代学者中十分罕见。

　　初识杨义的1983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组当编辑，他刚刚研究生毕业，是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时常写些论文，给我们的刊物《新文学论丛》投稿。注定成为一个有大志向的学者，当时我们已经能下此结论。一两年后，杨义把一尺多厚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的书稿放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着实吓了我们一跳。整整50万字，用400字一面的稿纸，抄写1000多页，字迹工整，稿面整洁。他说，这只是一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后来，这部三卷本1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著名学者王瑶认为该书“体大思精，多有创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认为该书是“近几十年来最有突破性、最有见解的文学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称作者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看到这部著作以后，感慨地说：“杨义一个人做了一个研究所的工作。”

　　如果说，杨义的学术研究到此为止，他已不失为当代的杰出学者。但是，此后20年，他不断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拓展，所取得的成果，一次次令人刮目相看。

　　1990年以后，杨义开始贯通古今的学术研究，先是致力于古典小说理论，继而又进入诗学领域。大约用了10年时间，他写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李杜诗学》《楚辞诗学》等著作，深受好评。在追述了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之后，杨义出版了《中国叙事学》，这是他以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为本，参照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这样的著作，既填补了中国文艺理论的空白，同时又建立起中国和西方文艺理论沟通和对话的渠道。他将此书的核心内容拿到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做交流，结果他的演讲十分轰动，引起当地学者极大兴趣，被称之为有关中国文学的“经典演讲”。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杨义显示出了更大的气魄。因为担任了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研究所的所长，他的眼界进一步放开。他大胆提出了一个“大文学”概念，并身体力行。

　　在杨义看来，我国的文学研究需要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概念下整合。“重绘”，就是要写出超越民族、地域局限，同时超越雅俗、包含对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研究的文学史，同时，这部文学史要用“图志”的形式表现，因为图文互动互证，将进一步丰富著作的内涵。于是，他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五卷本列入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一般人做学问，切忌四处刨坑，却浅尝辄止，坑坑不见水。但杨义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每刨一个坑，都打成一口深井。这足以令人称奇。

　　接下来的七八年，杨义又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先秦诸子。在对于中国文化追根溯源的探索之后，这是他对中国文化本源的叩问。先是出版了《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四种“诸子还原”系列，继而又推出百万言的《论语还原》。这些著作试图通过翔实考证，还原先秦诸子的生命存在、思想演变和情感状态，在对于诸子生命过程里丰富细节的阐释中，解开有关诸子生平、思想和著作的许多千古之谜。

　　有学者曾经告诉我，杨义的“重绘”和“还原”的理念，强调重返历史现场，还原丰富多彩的历史形态和动态复杂的历史过程，强调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融合，开辟立体的研究空间，这种观念所具备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中国今后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应当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在杨义出版的几十种著作中，我有幸为他“做嫁”的有十几种。我以为，能开风气方为大家，杨义正是如此。

　　(作者系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