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实诚书写生活的本真(李明春)

　　写作需要心静，来不得半点浮躁。但心静不是心禁。我持开放的心态，从来认为写作不能自娱自乐，需要交流来催生和容纳作品。《半罐局长》在我心中折腾了10多年，与文友们交流了10多年。动笔后，每写一章就呈报给文友们审批。三稿后，省、市作协分别为其组织改稿会，只说丑话，谢绝好话，学乡下人带孩子，说得越丑，长得越好。改稿会后，又经过四次大改动，增删字数近10万。作品能以现在的面目问世，实在有赖于那些丑话。我在此对说丑话的朋友们一并谢过。

　　说来自己当了13年的教育局长，也就干了一件事，“普及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简称“普九”)。一路走来，积攒了不少感慨，想把它变成小说，给后人留下一个文学标本。不是自己的经历有多大写头，而是普九这件事实在是值得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把“幼有所学”作为理想。当今的教育部长更是说：“中国的“普九”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么一个值得写、至今还鲜有作家涉猎的题材，我又熟悉，因此我的写作冲动中就有了写它没商量的感觉。

　　小说言小，再大的题材还得从细微处着笔。过去写教育多从校长、老师、学生、办学者的角度落墨。我选择了县教育局长。有角度独特的考虑，但不单是这个因素。“普九”是以县为实施单元，规划、部署、验收都以县为单位，这又是一个吻合。自己有当局长实施“普九”的经历，本色写作不易走样。关键是“普九”中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受到上下左右的挤压，如危房、师资、工资、规划等等，只有县教育局长这个角色，才能全面触及、感受、作为。如中国“普九”中最大一个秘密，是从上到下，从布置到验收，只讲“普九”不讲“义务”，导致乱象丛生。财政预收不足，政府行为不到位，该收的教育附加经费不收，不该有的学生收费普遍乱收，这种现象只有县教育局长这个角度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作品才会有全面、真实、生动的文学呈现。

　　有句名言叫“选材要严，发掘要深”。这个“材”，我觉得既是题材，也指素材。

　　画鬼容易画人难，这是一部画人的小说，注定“真实”是它要迈过的一道坎。当年参加“普九”的人还在，假了，他们首先通不过。若想留给后人看，更不能糊弄。对脑海中的素材过滤、剪裁时，我自个儿立了个规矩，虽然写的是一个县的“普九”，但笔下的人和事，应是普九中普遍存在的。不带普遍性的，再惊险曲折也不选。《半罐局长》中的情节，无论怎样离奇诡异，都是“普九”当时在“宕县”确实发生，在其他县也时有发生的普通事。

　　人物塑造上注重性格转化，是专家们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把人物的言行直观地表达出来，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写小说的基本要求。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揭示人物言行的内在动力和缘由。过去我认为走到这步就足够了。专家学者指出还得有转变。只有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才见真性情。正如两个死敌殊死决斗后，要为死去的对方举行厚葬，较之叙述厮杀和描写仇恨心理更能体现军人的本质。

　　教育管理者过去叫庠老，理应是儒雅的形象。让一个教育局长浑身“匪气”，有悖常理。这种反常搁在教育事业发展长期滞后、教育理念陈旧、教育管理体制行政化的历史背景下，就再正常不过了。把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人物，写得入情入理，没让人物扁平化、脸谱化，能把人物留在读者记忆中，我认为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性格的变化起了作用。

　　由于主人公的局长身份，想不写官场都难。把控不住，小说就会让浓浓的官味遮蔽了“普九”的自身价值。我在写作中努力同官场小说区别开来，即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尽量与权力争夺切割。人物塑造上不作大忠大奸的设计。《半罐局长》中的官场生态，同眼下贪腐风气比较，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有割不断的因果联系。文中一个小学教导主任因接受2000元的礼金内疚自杀，是来自“宕县”的一个真实案例。写出来不仅是为了真实，也有我对那时人们敬畏法纪的社会心态的一种怀念。

　　既是教育题材，就无法绕开“应试教育”这个话题。作品中说校长局长们“辛辛苦苦地祸国殃民”，来自当年一位国务院教育顾问的真实讲话。中国的教育至今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从上到下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公平原则又还离不开高考。这种尴尬无奈，带给社会对教育的许多误判误导，包括文中县上领导对教育局长人选的内行外行之争，就是这种误判误导的表现。我把内行和外行搁在“应试教育”面前检验，据此区别于“文革”中不尊重知识的外行领导内行，使主人公令狐阳这个外行具有了比内行更内行的内涵。

　　在《半罐局长》写作中，摒弃语言是叙述故事的工具的旧观点。再不认为只要故事好，怎样叙述都行。语言不抓人，人们看不下去。内容再好，读者也无法企及。写《半罐局长》时，我对语言表达做了一些尝试。如时时注意对方言的掌控。方言是文学味最浓的语言，尤其是四川方言。运用得当会让作品增色不少。但太浓，就如川菜太辣了，会让受众面骤减。四川的小品走不出去，方言是一大制约。我对方言的使用，只要字面不产生歧义，没有理解困难，就尽量使用。如“晓得”和“知道”，我选用“晓得”。反之如“结束”和“刹角”“幺台”，我会用“结束”。

　　《半罐局长》写到后来，我竟有了语言陌生化的追求。有时用几天的时间来打磨一句话，同样的意思，就想说个与别人不一样。

　　此前的几部作品写作，结构让我伤透了脑筋。翻书看，听人说，越弄越乱。《半罐局长》下笔前，我在心中画了一个结构图，以“普九”为主线，爱情、官场角斗为辅线，像钢缆一样绞在一起，互为因果，交替推进。

　　回想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没有结构的概念，一个故事讲完，再来一个故事，被人戏称为珍珠项链式。现在看来，这种结构整体性差。好的小说结构应该围绕冲突组织情节，整部书浑然一体，抽掉任意一个章节，全书就会坍塌。《半罐局长》有这个架式了。

　　不知谁说过，作品成功与否在于细节。细节的设计和描写是颇费精力的。有时一个细节的设计要花很多时间。对学校破烂状况的描写，已被人写尽了。我不想在《半罐局长》写作中重复别人。想了好久，终于在第五稿时有了一个想法，以主人公令狐阳回到母校检查时，看到他当年读书时的那个耗子洞还在，还有耗子出没，借这个细节揭示教育设施建设几十年不变的滞后状况。为这个细节的获得，自己高兴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