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变迁图景中的乡土众生(马顿)

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变迁图景中的乡土众生

马 顿

　　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写的是晋南一个小村子“南无村”的变迁和村人群像。谈《众生之路》，总免不了会拿它与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母系氏家》来作对比与观照。二者首先一点的区别在于，《母系氏家》重点写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女性人物，是母女、婆媳一家两代女人的人生故事，角色限定范围较小，叙述重心也在于家庭之内；而《众生之路》则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暗线，塑造出了在此背景下的比较完整的乡土众生群像，具有了更强的社会性和一定的乡土变迁史的意义。

　　我们可以给《众生之路》中的人物略作一个统计分类。这些人物虽然最根本的身份都是农民，但他们在村里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本身的身份特征也有所变化。比如以庆有、铁头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农民，在务农之余，还在外打工挣钱；以云良、连喜为代表的乡村能人，有能力、有办法开办榨油厂、纸箱厂，并招募村人进厂打工，他们扮演着乡村经济的领头人；以银亮、嘉成、天平为代表的村干部，都深入地参与到了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的营造与改变当中；以二贵、兴儿等为代表的病弱群体，又各自起到了一面镜子的作用，照出了周遭一切人的嘴脸，照出了人情冷暖；还有以兴儿爸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坚守家园、土地亦即惯常的生活方式而不可得，等等。

　　最初的时候，乡村生活除了农忙时节大部分时候都还是舒适惬意的，于是，故事的叙述语调就比较舒缓，人物的行为也着重于劳作之外。比如学书跟着庆有偷瓜和学书打银戒指两节故事，便如散文一般，总体上细节大于情节，合乎旧日乡村的气质，值得慢慢品咂。然而，同时作者又很注意在舒缓之中加入起伏。比如，学书不再担当后方“放哨”的任务，而是跟着庆有深入青纱帐“前线”去偷瓜，本来庆有从来都是用自己的镰刀，这次却嫌自己的刀把短了，要用学书的镰刀钩西瓜。这一情节，按说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有心的作者这么穿插一下，既可增强故事的动感，又可以使学书这个人物在事件中融入得更深。又如，将打银戒指跟父母在雨前抢施化肥结合起来，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变量和曲折度，同时又是对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的一个响应，因为父亲认为在下雨前施肥效果好，是“科学种田”。

　　在“科学种田”兴起的同时，外界的经济新风也吹到了南无村这个小地方。在小说中，其表现一是大组合柜的流行，二是专业户的诞生。“十组合”成就了福娃这个新时代木匠的发家史，工厂解散车队搞承包带来了二福紧接而来的风光。这兄弟俩，算是早期的乡村能人。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他们的角色很快便为云良、连喜所替代，而且是升级换代。到了这个时候，作者对于乡村生活和人物心理的细节描摹便省了些笔墨，而故事相对密了起来。

　　有了云良、连喜这样的乡镇企业家，便有了庆有、铁头这样在工厂打工的新农民，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初期农村土地改革动力对于土地的增值能力的减弱，更有了远离乡土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出外打工的多了，没年轻的帮忙，就开始花钱聘请专业的理事会来操办红白喜事。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改变了乡土之上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乡里关系。再而后，当连喜这样的乡村创业者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又开始对政治地位有了需求，从而又牵出了乡村政治生活中不成熟的民主试验。

　　本土创业者都是小打小闹，因为“世界是平的”，很快域外经济就把触角伸进了南无村这个小地方，当经济大雪球轰隆隆地滚过，终于，到了最后，竟然将庄稼地乃至村庄都连片粘走了。韩国工业园在南无村征地，村子在短暂的兴奋与颤栗之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村民集体搬迁，做了城里人。只有老农民兴儿爸一个人还在留守，并勾起了出售南无村的经手人、最后一任支书银亮失地后的剧烈乡愁。

　　其实，整部书在叙述语调上一直都是舒缓的，作者似乎是有意要借此来延缓对于田园生活的惬意回忆的消逝，是出于眷恋。而整部书，正反映了作者回不去了的心伤，以及立此存照的惜别之情。就像罗大佑在《鹿港小镇》中所唱：

　　归不得的家园鹿港的小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除去在社会性上比《母系氏家》更加开阔和丰富之外，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众生之路》也比《母系氏家》有了更为完整的体现。《众生之路》给出了两条路，一条是活着的路，一条是死去的路；活着的路又分为活得好的路和活得不好的路。在《众生之路》中，许多人非正常死亡，许多人用非正当的手段攫取利益，许多人的身体与心智乃至道德良知都有了残缺，甚至出现了儿子结婚老子死、东家的丧事尚未完毕西家又有人服毒的情节安排。可是，作者同时又没有刻意地悲情，也不特别地淡化，只是那么样地呈现了出来。或许，其原因正如作者在书末借学书之口所说：“都是乡亲啊，死了那么多人，我怎么就没有悲伤了呢？我什么时候失去了那颗淳朴的心？”然而，这种情感的迟钝，又何尝不是见惯不惊的结果呢？在经受着经济的、观念的冲击的小小南无村，一个个的人不是殁了，就是残了，或者沦落了，直到最后全体失去了家园，这既是生命力的离散与破碎，又象征着乡村的败落。当经济社会的发展鼓动起人的各种生命欲望，并且打开一扇可以实现他们欲望的大门的时候，一方面，它必须持续地为他们鼓气，另一方面，这欲望又会对社会伦理与秩序形成反噬，就是在这一鼓一噬之间，田园旧梦不再。

　　在所有人物当中，二贵是走向死亡最不突然的一个，他不是横死，也不是自杀，而是得了胃癌，他走在断头路上，向众人作了最触动人心而漫长的告别。最后，当南无村的村庄、耕地都被征用之后，已经有名无实的支书银亮也作了一次漫长的告别，但那是对土地的依依不舍。他跟最后还在坚守的兴儿爸一样，根子上都是农民。这一共性，决定了他们对土地的感情的共通性。

创作谈：

乡土之“愁”

李骏虎

　　那些年，农村的日子过得艰难，我们用远古祖先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在天地之间耕作。未曾改变分毫，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田野尽头的村落里，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家家户户的灶屋里，干柴在炉火中噼啪作响，各种木柴和秸秆的烟气缭绕在一起。邻里斗气，夫妻拌嘴，婆媳打架，有人想不开了，就从门背后的旮旯里提出一个棕色或白色画着骷髅的瓶子来，喝下剧毒的农药。自杀是一种传染病，会一连好些年都有人这么干，有时一年会有两三个，仿佛喝下去的不是呛鼻子的农药，而是一碗凉水。村里人也不会说“自杀”这么时髦的词儿，当被问及某人怎样死掉的，只会轻描淡写地回答一句：想不开，喝了毒药了。比起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大家更重视的是他的葬礼，一个人的死亡就成为一个村庄的节日。上苍是公平的，所有人都只被赋有一次生死的权利，因而生命是最宝贵的。然而生命又不是同样宝贵的，有时候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别人不当回事，自己也不当回事。《众生之路》写的不是生命的宝贵，而是生命的卑微。

　　我在理智上一直不能接受的，就是农村人对生命的漠视，对别人更对自己。他们内心充满着对自己的蔑视，我做了18年的农民，从小到大，听的都是这种话：“咱一个受苦的，咋都行。”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不是散尽家财救命，惯常都是带着平静而温柔的笑容慢慢地说：“活几天算几天吧，别拖累娃娃家。”造成这样对生命的态度，当然物质的匮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种对死亡的超然却是一辈辈留传下来的。这些习惯了吃苦并且安于命运的人们，他们对自己那样马虎，但他们对乡村的礼仪却相当讲究，有时讲究到苛刻的程度，他们对于文化的景仰也是发自内心的，谁家娃娃学习好，一家子会跟着受赞誉。除了红白喜事的聚会帮衬，邻里之间借东还西，生产工具基本上是通用的，牲口也是通用的，甚至有时候连劳力都可以借，形成一个共同劳作、为生存齐心协力的大同世界。我在想，现代人对乡愁的情结并非是一种矫情，当我们都被禁锢在森严壁垒的水泥森林里，那种对曾经的乌托邦式的乡村社会的怀念是真诚而美好的。

　　我曾经历工业大潮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亲身参与对工业污染的斗争，为此差点被人设毒计陷害。当一块春播秋收、自给自足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大工厂，它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的刺激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垮毫无免疫力的乡村秩序，对农民脆弱的内心更是摧枯拉朽一般。被乡村文明维护了几千年的生活秩序和道德准则瞬间会被冲垮，世道人心也为之改写，原本远亲不如近邻的乡亲，也会为之结仇。

　　中国工业过度过速发展，导致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迅疾崩溃，当我们回过头来想挽留精神家园的时候，它美丽的背影已经成为了乡愁，永恒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