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扁平化的地球上，期待世界文学新视野(袁筱一)

　　将近两百年前，歌德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不过，和简单的字面意义所能够包含的想象或许大相径庭，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提法与其说是一种各民族或各种语言的文学共生共荣、其乐融融的画面———歌德勾勒的这幅画面极具欺骗性，让我们误以为“世界文学”属于自然的、事实的范畴，而我们的目光就是神奇的药水，使得这幅因为历史原因隐去的画面自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毋宁说是一种理想和对新的文学构成方式的呼唤。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一经提出就已经成为一面令人欢欣鼓舞的概念旗帜，但“世界文学”的概念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遭遇生活强有力的抵抗。不仅仅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建立在平等、和谐以及相互理解之上的“世界文学”还只是歌德一个“乐观的预见”，更因为在后来并不漫长的两个世纪里，“终将把所有民族都联接起来”的“全人类共通的同情心”早已幻灭。技术的进步贡献于“世界文学”的频繁交流，更贡献于令人忧虑的全球化进程。失去了文学的差异，也就失去了交流的必要性。没有了异时性作为衬托，曾经以找寻不同文学之间的同时性为目的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当然会陷入迷途。

　　歌德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的截面上，文学的平等交流可以显得有些虚幻，有些幼稚。20世纪颠覆的其实不是世界文学的乐观设想，而是文学本身。既然社会不再美好，也不再蕴含着美好的因素，那么文学何为？　一百多年之后，歌德的同胞阿多诺沉痛地问道：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写诗吗？文学不再能够作为普遍的价值从众多的差异中分离出来，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从而保证差异的合法性与平等性。

　　但或许还有歌德的价值体系在这两个世纪中所遭遇的困境。不论歌德是否愿意，浪漫主义的价值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继承，这既是他当初世界文学愿景的部分实现，却也是使其主张的平衡与和谐逐渐失去光彩的原因之一。20世纪里，文学里的浪漫主义，它对绝对、极致的偏好几乎在世界各地的社会里都找到了革命的形式，无论出口是什么，却似乎最终都导致了真与美、善的分离。波德莱尔颂扬的“恶之花”已然开遍了世界各地，作为预言的浪漫主义胜利了，而胜利的代价就是，现在我们已然知道人性之恶的真相，却也失去了可以抵抗真相，自我救赎的武器，哪怕是虚幻的。

　　如果我们忽略所有政治的因素，世界文学就还能够以差异为前提，用以佐证文学作为普遍价值脱离社会群体而必然在世界游走。这种普遍价值可以是对人性的思考———即使用质疑的方式；也可以是与 自然的关联；当然，更可以、也更应该是对语言的钟爱与探索，哪怕是无度的，以摧毁性的方式。我很喜欢普鲁斯特的一句话：“捍卫法语语言的唯一方式是攻击它。”也很喜欢据此延伸出来的另一个判断：“捍卫文学的唯一方式是攻击它”，攻击意味着：在作品良莠不齐的森林中，站在自 己的位置上，挑出值得攻击的作品，让它经受不同语言的考验，不同经验的洗礼。

　　我的确相信，语言是文学的基本信仰，对语言的钟爱使得文学可以作为普遍的价值脱离独特群体而取得世界身份，挣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而，对于值得攻击的作品而言，在不同语言里的翻译是必然来到的，不同语言的翻译也必然参与到不同语言的文学传统里。20世纪在种种的沧桑背后，有一个大家不太愿意看见，同时也不太愿意承认的事实是：假如世界文学存在，唯一的原因就只在于文学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继承的遗产，语言并没有为其划定法律的边界，无论是什么语言，只要仍然是鲜活地存在着，一直是文学世界继承的有力支持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来不以为语言是文学的障碍，这话又或者可以反过来说，跨越语言是我们继承世界文学遗产的唯一方式：无论是想要继承其他语言的文学，还是想要将自 己的文学作为礼物遗赠给全世界的语言。

　　直至20世纪的后半叶，依然还有很多人文的学者相信，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自身具有两种方向完全不同、却能够彼此制衡的倾向：向外的，不断出走，融入他者的倾向和回归自身传统，不断翻新传统的倾向。这并不是两种非此即彼的倾向，而出走与回归也必然成为书写文学和文化历史的必然条件。

　　所以说，文学的世界性遗赠是一种循环，一旦进入这种循环，便是接受与给予的纠缠不清。因此有了歌德看到 《风月好逑传》 《玉娇梨》 之后的欣喜，更有歌德作为世界文学的遗产，在全世界范围内，随时随地进入他者的文学。我们又如何能够分得清楚，歌德究竟是遗产的接受者，还是遗产的赠予者？至少歌德是不太焦虑这件事情的，因为他明白，他能够读到 《风月好逑传》 《玉娇梨》，能读到大量的印度、波斯和阿拉伯文学，有一天，在中国、印度、包括广阔的阿拉伯地区，也一定也能够读到他的作品。他也许相信，两个世纪以后，就像他读到中国文学里的克制、忍让、温良与和谐，暗喜“于我心有戚戚焉”一般，也一定有散落在全世界的，各种语言的读者在读到了他的作品之后，也暗喜“于我心有戚戚焉”。世界文学的发生，是因为对异的 向往，因为想要拨开异的迷雾，抵达共同的真与美而达成的理解和同情。世界文学需要基于一种假设，假设不同民族、语言的文学产品之间的差异是无高低等级的差异，哪怕从一个单独的时间界面来看，这并非事实所在。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借用“世界文学”之名揭露世界文学概念中的乌托邦成分的后殖民之旗，我总是有些心存畏惧。揭露固然是抵达了一些真相———而且这真相往往是由欧洲文明 内部的人揭露出来的，因为他们深深感受到在文化、文明的不平等往来之后，欧洲的文明也多少遭到了“报应”，面临困境；但揭露的战斗性也同样会遮蔽一些真相。

　　这些年，越来越多地听到一种声音，说中国的文学、文化、文明已经向别的文学、文化、文明学习了太多，我们已然身处文化殖民的陷阱之中。甚至，这里面还有没说出的潜台词：我们的文学和文化被改写得太多，是时候该去改写别的文明和文化了。文学的世界性循环如此变成了一种交易和交替，沦为以一种文化为中心的殖民去代替另一种文化为中心的殖民。

　　我相信，这一变化对中国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者，当然也是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更加尖锐的问题：倒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习惯在每一个世纪之交来临之际重复一个学科的死亡假设———，而是，我们的世界文学藉以存在的假设究竟是什么？　是基于理想的构建，还是基于事实的解决？甚或报复？　欧洲文明的反思者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倘若文化殖民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作为殖民方，他们和被殖民方一样，都不是———与我们想象的正相反———文化殖民的受益者。

　　歌德是因为这个才值得怀念的吧。他身上有一种属于古典时代的，对理性的，对更美好、更温暖、更高尚的社会的无条件信仰。对超越民族、超越语言的价值的无条件信仰。我也是因为这个，才开设了一门20世纪世界文学的课程。尽管有些天真，我仍然还是觉得，哪怕歌德的价值体系在今天已经备受质疑，我们还是能够成为他的继承者，期待、呼唤并且投入平等的世界文学的构成。事实上，平等的世界文学并不体现为在两个具体的对象之间，业已产生的，质量相等的交流与影响，而是体现在我们是否以平等的方式构成世界文学的关系。因为说到底，是作为构成的文学关系终将决定还未发生的文学的面貌，世界的，或者民族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理解，文学地图的绘制终将决定文学的历史，我们或许也就能够期待一种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了。

　　(作者为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