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布朗肖(袁筱一)

　　相较于莎士比亚略显粗俗的勃勃生机，布朗肖，以及所有的“法国理论”的后继者们多少有些过于精英主义的味道：需要怎样漫长的道路，才能意识到语言的沉默之必然与必须呢？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读布朗肖，或者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整套的布朗肖有多么的不合时宜。

　　今年是莎士比亚去世的四百周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莎士比亚，中国也不例外。没有人能不爱莎士比亚，也没有人敢不爱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也许是个例外———因为他怀着那样一种生机勃勃的激情在拥抱着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语词铸就的世界。乔治·斯坦纳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怀着同样的激情怀念莎士比亚的时代，这并不意味着十六世纪或者十七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更好的文学时代，而是对于十六世纪或者十七世纪的西方作家来说，那是一个发现语言的巨大财富并且能够欣喜地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创造中去的时代。运用到自己的创造中去，这意味着无条件地相信语言可以是世界的全部。我们的价值观，高尚或者猥琐，正直或者卑鄙，诚实或者奸诈，一切都来自于我们对语词的定义，句法结构的规定甚或是篇章的布局。

　　然而这个幸福时代转瞬即逝，很快西方就陷入了对语言的深切怀疑之中。这是我在对20世纪文学的阅读中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怀疑无疑是痛苦的，虽然在一些特殊的时代，怀疑也带来了新的创造力。就怀疑时代的创造力而言，乔伊斯可能是英语世界的代表之一，以不亚于莎士比亚的词汇量充满反讽地彰显了语言的力量；而布朗肖则是法语世界的极致代表，当然是以另一种简洁而晦涩的方式，虽则布朗肖自己很少在小说领域实践。撇开时间的概念，我始终以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写作：一种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相信表现可以预言世界本身，写作也可以是对周遭的世界充满好奇的一种方式，鲜活的语词与活生生的人的世界彼此缠绕，发散着欲望的气息；另一种则是深植在写作的内部，但却对语言的能力充满绝望，想要凭借语言杀开一条血路。在这条道路上，绝望与勇气是并存的：正因为语词可能到了不再能够覆盖、预构世界的时刻，所以才要把所有的赌注都押上，直至消失为止。

　　发现布朗肖，并不是今年的事情。早在商务出版 《文学空间》 的时候，或者稍微晚一点，在我翻译一本传记的时候。女传主本人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倒是个陌生的名字，但围绕着女传主的，不论男女，却都是影响了法国20世纪的人，大约总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复杂情况，其中就包括布朗肖。

　　外国文学的阅读往往和作者的传奇经历分不开，我亦不能免俗。倒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香艳的故事，恰恰是因为他的沉默，或者说，有人竟然用隐退的方式影响了法国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怎么说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今天这样一个擅长遗忘的时代完全不可想象。布朗肖的沉默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他在三十年代和极右和反犹那些说不清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解释从右到左，从反犹到解放运动，思想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是我相信，他的沉默应该更多来自对写作本质的认定。在 《未来之书》 收录的《文学消失》 一文中，布朗肖说：“听到些怪问题，比如：‘当下文学是何走向？’甚或：‘文学何处去？’是惊人，但最惊人的是，如果一定要给个答案，也简单：文学走向自己，走向本质———消失。”

　　倘若割裂了20世纪的西方世界的状况，这一判断当然是无效的。欧洲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通过无数同仁———科学的，或者哲学的———一起努力，一点点地消磨，大家终于发现，语言自此可以被驱逐出真理的范畴。在这一怀疑达到高潮的时刻，就是西方文明危机论来临的时刻。因为语言和叙事被判定为谎言，上帝与上帝的禁令与训诫一起死亡，人类就再也无法自控地上演一幕幕荒诞的闹剧。20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一切不幸证明了这一判断。

　　但是作为语言的最后阵地，文学，又究竟能有怎样的作为？　这是布朗肖，包括布朗肖所影响的一代“法国理论”家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对于法国来说，那是在萨特之外找寻其他道路。他们的回答是：折返到自身。尽管折返自身充满了危险。在布朗肖看来，写作本身包含自杀的结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语言被驱逐出真理之地之后的唯一出路。因为只有这样，文学才能作为语言的维护者向人类知识的其他领域发起反击，在1947年的 《文学及死亡权利》 中，他难道不是报复性地写道：“书写者在革命中重识自己。后者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就是文学从中创造历史的时间。”用更通俗透彻的话———虽然这并不是布朗肖的喜好———来说，布朗肖要说的意思就是，倘若文学被逐出真理的领域，历史却也因为写作脱离了现实场域，作为否定自身的叙事，它同样与真理毫无关系。

　　布朗肖因为这个才把卡夫卡当作一个经典的案例来对待吧。折返自身，以不在场的方式宣告存在。之后的事实是，即便消失是文学的必然命运，然而，作为书写的一部分，消失同样也是不可能的。他对遗嘱执行人布洛德的叮嘱成为了后世的书写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昆德拉的笔下，布洛德毫无疑问是背叛，胆敢出版卡夫卡生前要销毁的手稿，胆敢再出版卡夫卡不愿意再版的所有出版物。同样对德语文化无限亲近的布朗肖却将布洛德事件视为书写的象征性命运：“摧毁作品”也成为卡夫卡作品的一部分。是卡夫卡为我们留下阅读空间，从而留下导向复数真实的前提条件。我们不是总在设想，如果没有布洛德，卡夫卡会显现出怎样的文学面貌吗？　如果没有布洛德的选择，没有布洛德的脚注，没有布洛德的书信，没有布洛德的“背叛”？

　　所以，昆德拉与布朗肖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如何看待阅读在作品生成中的作用？布朗肖更倾向于阅读的不可或缺。无论如何，布朗肖本人首先是一个阅读者：在他从政论记者的身份隐退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几乎只写文学评论。在20世纪后半叶，法国的文学评论占据了文学生产的重要之地，而不再只作为文学生产的附属产品存在，这一点应该极大程度地归功于布朗肖，或者与布朗肖有一定交往，且与布朗肖惺惺相惜的罗兰·巴特的影响。文学评论之外的作品被他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篇幅不长的叙事作品。所谓的叙事也曾经带给文学非常奇怪的生产力，以实验的方式为文学可能的多重空间树立某种典范。我挺喜欢的叙事作品 《等待，遗忘》就是这样：他和她之间既可以被当作两人之间的交往来读，也可以被看做写作与阅读的关系缔结，甚或遗忘与记忆，再或是———更终极一点———语言的等待与沉默。每一个写作者都经历过令人绝望、却又激动人心的等待，对沉默的语词的等待。布朗肖对这种等待的描述几乎无法超越，他说：等待，是不失去方向的迷途之地，是没有游荡者的颠沛流离。

　　然而，假如语言被逐出了真理之地，建立在语言之上的文学的复数和沉默是或然的出路所在，布朗肖暗示的这条出路却并非没有危险。它是以失去确定的意义为代价的。这也是布朗肖备受指责之所在。法国的另一位作家和哲学家西奥朗不无戏谑地如此评价布朗肖：“我用布朗肖的 《最后的人》 来学习打字。原因很简单。书非常迷人，每句话就其自身而言都熠熠生辉，但是毫无意义。没有你能够抓住的，让你停下的意义。只有语词。是在机器上探索键盘的理想文本。”

　　相较于莎士比亚略显粗俗的勃勃生机，布朗肖，以及所有的“法国理论”的后继者们多少有些过于精英主义的味道：需要怎样漫长的道路，才能意识到语言的沉默之必然与必须呢？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读布朗肖，或者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整套的布朗肖有多么的不合时宜。我们在今天已然全面进驻词语玩弄自身的时代，也许，重回莎士比亚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因为至少我们还有可以让自己一劳永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