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赵振杰)

——评肖复兴长篇儿童小说《红脸儿》

　　当代散文名家肖复兴和赵丽宏在散文界素有“北肖南赵”之称。然而近些年来，这两位笔耕不辍的文坛前辈却不约而同地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儿童文学创作之中。继赵丽宏先后推出《儿童河》和《渔童》之后，肖复兴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红脸儿》(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也与读者见面。众所周知，成人作家跨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必然面临三个技术性难题：一是如何充分“唤醒”自身的童年经验，并“激活”读者的儿时记忆；二是如何有效平衡“深刻”与“纯真”在文本中的权重；三是如何恰当把握历史背景与儿童接受之间的艺术张力。上述任何一个难题对于一位多年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而言，无疑都意味着极大的挑战。但令我们欣喜的是，肖复兴的这部《红脸儿》不仅很好地处理了“成人书写”与儿童认知的分寸感，同时也在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做到了张弛有度、游刃有余。

　　小说以散淡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回顾了“我”与三个小伙伴之间的童年往事：“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大杂院里突然搬进来一个名叫大华的男孩。由于大华来历不明，且脸上长着一块十分明显的红痣，院里的“捣蛋鬼”九子就擅自给他起了个“红脸儿”的绰号，并教唆其他孩子一起孤立和疏远他，只有“我”和玉萍始终将大华视为好朋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孩子们的嬉戏打闹之中，围绕在大华和玉萍身上的身世谜团被层层揭开，一场由孩子担当主角，以家庭为背景的成长故事剧就此在大杂院内悄然上演……

　　《红脸儿》虽说只是一篇儿童小说，但肖复兴在文学品质和艺术追求上却没有丝毫懈怠，尤其在叙事手法上可谓独树一帜。首先，小说中“我”的身份具有多重复合性。“我”既是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同时还具有部分作者本人的影子。这些身份各异的“我”在文本中相互融合，产生了强大的艺术张力。一方面，读者会随着作为人物的“我”与大华等玩伴之间不断加深的友谊，而逐渐走进人物内心；另一方面，读者又会按照作为讲述者“我”的指引，去感知并思考那些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人生命题。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使文本渗透出一种氤氲朦胧的梦幻之美，同时也带给读者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红脸儿》中还隐藏着一位“超级叙事者”——枣树。大杂院中的三棵老枣树贯穿故事始末，它俯瞰着儿童世界中的嬉笑怒骂、是非对错，也见证着成人世界中的爱恨情仇、生死离别；它用丰硕的果实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也用历史沉淀下的“神性”给予大人们心灵上的慰藉。

　　其次，作者对于《红脸儿》中的“时间”也进行了精心设计。就整体而言，小说的叙事时间远远大于故事时间——原本一年的童年往事，在作者笔端却被拓展到半个多世纪，一如小说尾声处所言：“很多年以后，我说的很多年，其实并没有多少年，只不过现在想起来像是过去了多么漫长的时光似的。”这种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时间为小说增添了极强的历史纵深感。而在某些章节处，小说的叙事时间又会小于故事时间，例如，在小说第八章有这样一段叙述：“看到这里的枣一天天在变大，枣尖儿上开始刚露出一点胭脂一般浅浅的红颜色，我就知道暑假快要过去了。”漫长的时光被压缩至枝头泛红之一瞬，令读者感慨时光荏苒的同时，也隐隐领悟到“瞬间与永恒”的心灵辩证法。

　　此外，肖复兴在“讲故事”时分别采用了两套叙事笔墨，为读者搭建了一组彼此观照的艺术空间——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前者欢快明丽、天真烂漫，后者则阴郁苍凉、神秘莫测。在描绘儿童世界时，作者采用直笔铺陈的方式呈现了大量生动活泼的游戏场景，如打雪仗、滑野冰、爬房顶、摘红枣……这些充满毛茸茸质感的生活细节遍布儿童世界的各个角落，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常会心一笑，沉浸其中。而在涉笔成人世界时，作者则采用了儿童的限知性视角去钩沉情感纠葛，讲述家庭变故，闪烁其词中暗藏着诸多讳莫如深的历史隐痛。这些成人世界中的爱恨情仇，在孩童们的记忆中变得颇为惊心动魄。正如“我”所感慨的那样：“我们孩子的心思像是一碗透明的清水，即便有杂质，也是一眼就能够看得见的；而大人们的心思，却像是我们大院雨后墙上的蜗牛，不紧不慢地爬着，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探出头来。”正是在这晦明变幻、忽暖忽寒的叙述中，两代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被同步激活。

　　可以说，《红脸儿》既是作者的童年自传，也是一代人命运的真实写照。肖复兴有意识地将儿时记忆与人生感悟融为一体，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纯真”与“深刻”之间的艺术平衡，使小说的趣味性和思想性相得益彰。广大“小读者们”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诚挚的情感力量、厚重的历史分量以及广博的思想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