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姿态与愿景(周思明)

　　置身消费时代、信息时代，一些写作者心浮气躁，不愿或不屑以现实主义姿态，从事脚踏实地的文学创作，却躲在书斋里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琢磨着如何“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包装、炒作、推销自己。他们信奉“好酒也怕巷子深”的销售原则，因此不惜做足“诗外”功夫。此类写作者缺乏文化的自觉、自信，生活不足、情怀不够、学养匮乏，因而只能用非文学手段，满足名利双收的心理期待。

　　不由得想起孙犁，他的文学成就，可以“辉煌”状之，但他却是一个讨厌时尚的人，一个典型的“宅男”。作为一位青史留名的文学大家，孙犁显得很“另类”：喜欢闭户独自写作，基本不参加聚会。他有一句名言：“文人宜散不宜聚。”孙犁从不趋炎附势，也不刻意模仿国外大师，更不为了得奖而刻意经营自己。除孙犁外，还有心甘情愿沉下去、扎扎实实创作的陈忠实。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不仅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还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至今仍以每年超过10万册的数量持续印刷。一部面世长达20年的长篇小说，有着如此经年不衰的巨大魅力，其背后的原因就是陈忠实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姿态——扎实的生活基础，厚重的历史积累，精湛的艺术雕琢，刻苦的写作毅力，超拔的人格精神。

　　要实现愿景，姿态很重要。比如投球，一位有水准的篮球运动员，必也讲究精准，讲究动作的优美雅观；至于态度，当然要认真，要实际，一切都要以进球、得分、夺冠为鹄的。文学创作亦如是，从新时期以来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莫言、铁凝、余华、贾平凹、阿来、苏童等人身上，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姿态的巨大势能。尽管这些作家在方法上并非定于一尊，但他们对于现实的关切却是没有二话的。路遥的扛鼎之作《平凡的世界》，就是他对于自己所处的城乡的深切体察，对于该地域的人与事的融合再造，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真诚姿态，是其在创作上抵达文学愿景的根本原因和文化保障。所以，作家要抵达理想的文学愿景，取得理想的创作成就，就应以现实主义的姿态，让审视的目光凝聚于现实生活，让思考的线索维系在家乡热土，深切体察人民的喜怒哀乐，关心时代的动态和发展，不但要“身”入，而且要“心”入。只有以这样的姿态，才有可能遇见风光无限的文学愿景。

　　现实主义的文学姿态要求我们的作家，一定要沉下去、接地气、出精品。要以自己的独特笔触，写出具有丰满的思想与精美的艺术形式的精品力作。作家首先要体验到生命的苦难，然后才能写出存在的挣扎与希望。只有自己内心明亮，才能用作品照亮读者的内心。作家史铁生的小说和随笔就是这样，其意义就在于，他能将苦难转化为信念，用作品还原人生的跌宕，从而使他的文学创作具备了崇高的悲剧意识，成为“灵魂的声音”。

　　本来，文学与生活、作家与生活之关系，是一个范畴分明的命题。然而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向内转”，使得生活成了某些作家手中的橡皮泥，随意放大，蜕变严重，这与鲁迅倡导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创作原则，早已相去甚远。有鉴于此，重提现实主义精神，重申作家深入生活，实非多余。现实生活中，有些作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疏远火热的时代、纷繁的生活，透支“想象力”，挥霍“感受力”，甚至以集结各种有卖点、有看点的素材、桥段等等为能事，其作品普遍缺乏对现实的关切，从中看不到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生动可感的生活细节和精彩独特的文学语言。不少作家的创作生命力萎缩，题材狭窄单调，内容大量重复。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不少网络文学小说，动辄追求数百万字超巨大篇幅，“只重结果，不看过程”的“唯成功论”，迅速成批地制造出大量文化快餐产品。科技的进步，网络的发达，使过去“闭门造车”式创作发生了本质改变。如果说阅读积累、素材研究、阅历采风等传统文学惯常的创作准备工作，曾经是传统作家绕不开的必修功课，那如今有些作家只需网络在手，便可手到擒来，所谓“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创作路数，是与现实主义精神南辕北辙的。

　　在笔者看来，秉持现实主义精神的诚意，乃为现实主义姿态。现实主义的实质是作家的真诚与正直。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一定是具有人类良知的作家，他面对自己的良知而写作；由于这种良知而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由于这种良知而拒绝各种外在利益的诱惑。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初学绘画者的照葫芦画瓢，也不是对于现实生活的简单传递，它需要作家不辞劳苦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所寻找的“句子”，乃是创作个体对历史和现实事物的独特体验。

　　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他们只有对所描述的时代有了“同情之理解”，才能将之转化为思想，外化为笔墨，并用一种尽可能完美的语言形式为生活现实赋形。生活成就着作家，现实考验着作家，思考升华着作家。作家唯有以现实主义的姿态，拥抱生活，反思历史，砥砺技巧，方才有望走上文学高原，登上文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