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的牢笼——评陈谦长篇小说《无穷镜》(何可人)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在旅美作家陈谦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中， 自我实现及其困境构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特雷莎的流氓犯》中寻求赎罪的科学家，《望断南飞雁》中抛夫弃子的主妇，《繁枝》中反目成仇的创业者夫妇，《下楼》中追问家庭创伤的心理学学生——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试图通过海外移民的方式解决历史与故土对自我的压抑，使得“美国梦”成为渴望自我实现的一种隐喻。 尽管“美国梦”并非中国文学的经典母题，但“自我实现”这一过程中所包含的执念与恐惧，入世与退守的艰难取舍，成败之间无情的辩证，却使一代代作者与读者魂牵梦萦。在此意义上，陈谦所念兹在兹的，既是“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的古老兴叹，也是当代社会盲目崇尚成功与自我价值所带来的困惑。

　　然而自我实现的本质是什么？其执念的驱动力何在？实现的条件又是什么？陈谦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无穷镜》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追问。 在表面上，《无穷镜》似乎与作者的处女座《爱在无爱的硅谷》遥相呼应，讲述一位不甘平凡的女子挣脱少年记忆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在上世纪末中国走向开放却乍暖还寒的时代中远渡重洋，试图在象征世界未来之颠的硅谷找到栖身之地。主人公珊映在广西百色山区昏暗的灯光下渡过童年，却渴望像烟花一样冲向苍天。然而在经过半生奋斗，从上海交大步入斯坦福大学，白手起家创建红珊公司，即将成为3D成像领域执牛耳者之时，她不但遇到了平生最大的商业危机，更在其中遭遇了困扰所有黄粱梦者的千古命题：哪一种人生更有价值？像烟花一样不可一世，抑或像燃香那样阒寂无闻？烟花与燃香的比喻在主人公的意识中反复出现，同时也拷问着注意力经济影响下的当代价值观。

　　但是《无穷镜》中的丰富意蕴远不止此。作者在行文中对一系列视觉隐喻独具匠心的运用，将小说对自我价值的探索推向了前此未有的深度。作为精神分析学的核心象征之一，镜像代表了主体通过他者的形象获得完整自我认同的原始机制。而与之相对，文中主要角色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都会在哪怕与之生活轨迹大相径庭的人物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这种分身经验(doppelgänger experience) 时刻提醒着自我在形成过程中异己的起源。为了理解自我与他者相互形塑的动力之本质，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无穷镜》独创的镜像隐喻：珊映苦心经营的3D成像芯片。在作者的想像中，这是专为未来第二代谷歌眼镜而研发的技术。与如今市场上第一代谷歌眼镜不同，它大幅度增强了视频分享与直播的功能，不但可以使用户同步体验他人视觉中的美景，其3D功能更具有高度仿真性，令观者在立体的视觉体验中拥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在此，第二代谷歌眼镜绝非陈谦为硅谷科技题材量身定做的噱头。它背后隐藏着自我实现之欲望的核心逻辑——在谷歌眼镜的中介作用下，“看”不再成为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直接捕捉，而是我们对他人之视界、他人之生活的欲求以及高仿真模拟。与此同时，我们获得快感的源泉，也不再是我们所亲历的世界，却是我们通过模仿，不断接近他人之视界与生活体验的趋同过程。我们必须通过“看”并模仿他人，才能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然而我们藉此所找到的自我，却不过是他人的镜像反射。只有解析谷歌眼镜中“模仿”与“看”的深意，我们才能理解“无穷镜” 所指涉的生存困境。

　　尽管第二代谷歌眼镜指向一个未来的科技世界，但陈谦所描述的模仿困境并不是对未来“敌托邦”式的想象。其所揭示的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欲望活动的基本机制。正如热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所说，欲望从来都不是对于具体目标的直接欲望。我们之所以追求这些目标，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人也在追求同样的目标：烟花正是因为同时被他人欲求而尤其值得向往。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欲望总是以凝看他人、模仿他人为中介的。因此，欲望在其根本意义上永远只是对于他人之欲望的模仿。而模仿本身，其本质在于成为他人。[1] 杰拉德对此类 “元欲望(metaphysical desire)的观察固然是以宗教人类学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为基础的。但是对习惯瞻仰圣人典范与英雄楷模的中国人而言，对习惯在“晒幸福”和“羡慕嫉妒恨”的竞争压力中做出自我选择的现代人而言，“模仿”的欲望及其中介作用却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性。

　　而主人公珊映的奋斗历程又何尝不是一场“模仿”的奋斗呢？ 反观珊映早年的生活历程，我们会发现，正是上海与百色的区别激发了她最初的模仿欲望。正是站在上海街头，这个不通上海话的女子头一次感到“眼睛不够用”。[2]也正是从此刻开始，“看”成了珊映生活中习惯性的动作：她喜欢看书，喜欢看烟花，甚至喜欢透过望眼镜偷窥邻居，只因为它们全都代表他人的生活，令她心向往之。她需要通过“看”来激起自己模仿与奋斗的欲望，而第二代谷歌眼镜仿佛是这种“看”与“模仿”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如果我们把上海都市五颜六色的视觉意向看作一个能指，那么珊映一生的奋斗都始于对其所指的“看”与模仿。她对上海的“看”，正属于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俯瞰着巴黎，心说“让我们来拼一拼”的野心家的目光。即便当她日后离开上海，追寻新的模仿对象之时，这一欲望的范式仍然没有改变。

　　1模仿与自足

　　珊映与康丰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由其名字所象征的一组对照：他是丰盈自足的，她的丰盈只是他的映射和拟像。 这个不紧不慢，带点儿孩子气的高材生视数学为游戏，而珊映的奋斗之于他犹如囊中取物。在小说中，这种自足首先是以“自由”的面貌出现的。正如康丰对珊映所坦白的那样，他唯一的奋斗目标在于财务独立，使自己可以追求想过的生活。换句话说，他奋斗的动力在于渴望摆脱受制于他者的怪圈。自足同时也以康丰家世中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学为象征。与珊映父亲追求“生命里的焰火”的执念不同[3]，康丰的爷爷尽管在民国时代接受了精英教育，解放后却仍然安心于打零工的底层生活。这里取代了远大目标的，是对拉二胡，泡茶，饮酒之类当下每时每刻的充分接纳。甚至老人的死亡，也被康丰以一种庄子鼓盆而歌的态度视作无需惊惧的自然状态。这与珊映在父亲过世时壮志未酬的悲哀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顺其自然的俗人智慧有着更深一层的成因：在康丰的生活中没有一个作为模范的他者。与作者在描写珊映的段落中繁复的视觉意向不同，康丰的眼睛“在擦得亮晃晃的镜片慢慢地眨着”，[4]他并不擅长“看” 。他唯一明确追求的目标只与他自己有关：克服恐高症，去巴基斯坦登山。雪山在此并不象征着高处不胜寒的成功极境，而是依自不依他，拒绝通过旁顾左右而获得生存动力的态度。正是因为如此，当珊映凝视着象征着成功的“烟花”之时，康丰“看”到的是这种成功前景中隐藏的空虚、疏离和价值危机。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公司上市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抛出手中的股票，搬到德州奥斯汀，远离硅谷的创业毒瘾。在康丰举重若轻的天才姿态背后，真正隐藏的是章太炎所说的“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独立姿态[5]：康丰并非不需要打拼。他只是从不出于模仿的欲望去奋斗。这种独立是否足以成为生活的持久动力固然值得存疑。康丰对登山的迷恋日后逐渐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执念，填补着他者缺席带来的危机。但无论如何，相对珊映而言，这种自足使她与康丰之间了产生难以弥合的距离。

　　只有将这种距离理解为自足与模仿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够看到珊映欲望的强度与轨迹。如果欲望起源于存在论上的本质缺失与追求圆满的冲动，那么还能有什么比那些在表面上充盈自足的他者更能吸引我们模仿的冲动呢？尽管在文本中，珊映与康丰作为烟花与燃香的人格代表而出现，前者在燃烧的力度与速度上都让后者望尘莫及。但就其欲望的关系而言，他们的角色是彻底反转的。珊映从未放弃她对康丰的追逐与模仿，即便在她似乎已经离开并超越他的时候仍旧如此。难到珊映毕生所为之奋斗的一切——康丰所代表的四两拨千斤式的浑然天成——不正是自足、自尊与自立的象征吗？难道不正是只有这种自足才能把珊映从萨特式的密室中，从渴望他人与被他人渴望的模仿炼狱中解救出来吗？然而珊映与所有模仿者的吊诡在于，尽管如此渴望自足，他们却只有通过模仿才能接近自足，而真正的自足却始终拒绝模仿，拒绝与他人发生任何欲望关系。最终，作为红珊科技公司的总裁，创业成功的珊映俨然已成为自足的化身。但是在危机时刻，这种自足仍然暴露出自身的赝品性质。康丰在离婚时转让给珊映的专利算法仍然是红珊公司生存的核心。而当这项技术的缺陷即将使公司毁于一旦之时，珊映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她的模范，正如虚假的自足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模仿。珊映一遍遍徒劳地拨打康丰的电话，那无人接听的语音留言正是她自己欲望的回声。

　　2模仿与创新

　　“创新”是硅谷的绝对律令。至少表面如此。熊彼特关于“创造型破坏” 的黄金法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应验：从微软到苹果，从本地存储技术到云端数据，从传统运营商到分享型经济，技术创新引导着生产和消费范式的改朝换代，进而触发市场结构的不断革命。但在这条律令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模仿的秩序。因为竞争原本就起源于模仿的欲望：我们渴望和谷歌亚马逊一样垄断行业生态系统，渴望和马克·扎克伯格一样年纪轻轻平步青云，渴望乔布斯异想天开式的创新神话。我们绝望地渴求创新，正是因为太多的人已经创新，正在创新。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指出，民主从未给我们提供真正平等的机会，而只是提供给我们对于机会平等的理直气壮的幻想。[6]同理，硅谷的神话也仅仅只给我们提供了对于成功机会均等的想象，吸引越来越多的模仿者一头扎进创业大军。“模仿”才是硅谷的真正现实。无论技术变革和市场格局如何以光速翻新流变，不变乃至趋同的仍然是对求新求变的执念，以及这种执念背后恒久的焦虑。

　　《无穷镜》通过科幻笔法，把创新的可能性推到了极限：红珊公司正置身于未来3D成像技术的风头浪尖，其专利算法研制出的芯片一旦成功，将在谷歌眼镜所引领的可穿戴电子设备领域掀起一场革命。但讽刺的是，这家以创新为使命的公司最初却是珊映模仿欲望的产物。在革命性的3D眼镜背后，我们找到的仍然是一种原始的“看”。珊映原本无意于创业，却在一位同门师兄的派对上动了心。这位硅谷新宠豪华的生活方式第一次在触手可及的距离内向她展开，像派对上的烟花一样令她眼花缭乱。在众多视觉意向中，“无穷镜”的变体再次出现，映射着模仿欲望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本质上如此恒常，凡俗，但在某些视觉隐喻中却表达出一种超现实的真实。当珊映把啤酒瓶举起来放到眼前，透过青绿色的玻璃看到同行们变形的脸时，她看到的其实是自己渴望变形，渴望与成功沆瀣一气的面孔。

　　如果说“看”所象征的模仿欲望最终让珊映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最终，她所视而不见的一切却让她丧失了一个真正“创造”的机会。超载的野心使珊映在超负荷工作下流产。她从未有机会看到自己夭折的女儿。即使在描述悲剧的时刻，陈谦仍然没有放弃对视觉语汇的运用。小说的天才之处，正在于这些关于新生儿的视觉意向只能通过他人的眼光才能看到。病中的珊映紧闭着双眼，只能通过丈夫的描述想象孩子像小猫一样小小的胎毛， 也只能在记忆中想象女儿在超声波屏幕上模糊的小腿。这些令人心碎的细节似乎暗示着一个模仿者的命运：她只能看到模仿得来的创新，却无法看到从无到有的新生。

　　3模仿与真实

　　模仿的欲望不知疲倦也没有界限，网络虚拟空间是它的乌托邦。在搜索引擎里无所谓真实，只有关于真实的各种拟像。社交媒体的出现进一步模糊了真实的界限，使我们在世的身份成为一场游走于脸书、推特、微博、微信之间的换装游戏。我们表达自我的平台从未有如此之多，而我们凝视他人的欲望也从未有如此之强。这其中最大的吊诡，在于我们总觉得他人的自我比我们更真实，更令人渴望。珊映也不例外。在微博上，她悄悄地关注着安吉拉-叶，一位和自己年纪相仿，同在硅谷创业的中国女性。珊映在她潇洒的职业生涯片段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只不过这是一个更令人羡慕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媒体乃是无穷镜的经典变体。

　　与此同时，《无穷镜》也为我们展现了与社交网络相对的一个世界——科技专利与商业机密的世界。这个世界以珊映的美国老师尼克为缩影，奉学术研究之独特性、真实性为圭臬。尼克的口头禅 “no evidence”，他以隐形墨水写作的独特习惯，他对于网络媒介的谨慎，都遵循着这个世界独特的通行法则： 不可复制，不可模仿。但当尼克为珊映安排了一次机密商业会谈的时候，会议的照片却被偷拍并传到了网上。尼克的声誉与珊映的公司转瞬间危在旦夕。

　　珊映随后的调查读来颇有侦探小说的味道。早在《特雷莎的流氓犯》与《繁枝》等作品中，陈谦就展现了她逐层铺设悬念的绵密叙事技巧。而她最终为我们揭示的真相，总是比“whodunit” 一类简单的答案更加令人回味。照片是从安吉拉-叶的微博上传出去的。但珊映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更令人震惊的事实：安吉拉的真实身份，非但不是所谓的硅谷成功女性，而是她一直用望眼镜偷窥的邻家主妇，一位梦想创业却不得其途，只能通过偷拍珊映而模仿成功女性的“冒牌货”。在珊映执着于“看” 与“模仿”的同时，殊不知自己却成了他人“看”与“模仿”的对象。这其中更大的反讽在于，她长久以来在微博上关注安吉拉的一举一动，哪知那却是她自己真实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女人在小说末尾处的会面，其实是一场自我与自我的会面。对于模仿者而言，这毋宁是一个救赎的时刻。镜子粉碎了。无穷镜中互为消长的孪生姐妹在这一瞬间合而为一：正是在另一个模仿者的影子中，珊映看到了自己作为模仿者的真实自我 。

　　考虑到邻家主妇的生活背景，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意识到，模仿与真实的困境并不仅限于社交媒体这一网络空间。小说暗示安吉拉曾在深圳一家专事手机定位的公司工作，而其技术核心全在模仿硅谷已有的产品。因此，安吉拉作为模仿者并非只限于个体层面。她象征了中国高仿产业缺乏原创能力，只能以成本优势抢占市场的结构性缺陷。谁又能说安吉拉们的困境不是整个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后进者的一个缩影呢？在故去的“短暂的二十世纪”中，中国难道不是一直在超英赶美的模仿欲望中同时探索属于自我的价值和方向吗？当太平洋对岸的发展模式使生机与危机并存之时，模仿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中国的自我价值又如何才能真正建基于康丰那样的自足自信，而不只是又一种模仿与超越的战略呢？

　　4拒绝模仿

　　在自我实现的漫长征途中，我们惯于设定一个冠冕堂皇的外在目标。珊映曾相信科技革新的价值在于改善人类生活，创业即是创造社会价值。这种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发展观念，已经成为支撑硅谷经济模式的意识形态，其信奉者不可谓不真诚，其作用也不可谓不深远。然而在《无穷镜》中，个体内在的模仿欲望始终作为这些外在目标的镜像而与之共存：起初这欲望只是远大理想的手段；然而它始终独立于目标而发展流变，乃至于最终取代目标本身，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只为自身合理性而存在的盲目动力。即便一贯处之泰然的康丰也难逃这力的逻辑：财政独立，研究兴趣，造福社会，所有这些预定目标一旦达成便难以维系，只能任凭这力去捕捉新的猎物。这猎物便是康丰的珠穆朗玛峰，或者珊映的烟花。它不可能以指涉性的，非隐喻的语言得以呈现，因为模仿的欲望不会安于其自身之外的任何目标。外在目标的合理规划已经无法控制内在欲望非理性的复制。在此意义上，模仿欲望的逻辑同时也影射着技术社会的逻辑。多少以改善人类生活之名的技术只不过制造了新的市场需要？多少创造了社会价值的革新只是出于计划性报废的战略要求？又有多少技术是仅仅由其它技术带来缺陷应运而生，逐渐蔓延为一场不可控的生产盛宴，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技术之于人生的初衷？反讽的是，无论技术社会如何变革，我们似乎尚未脱离韦伯对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陈旧判词：现代世界最大的革命乃是工具理性相对于外在价值的解放，是手段对目标的脱离。在这个社会中，用齐格蒙特的·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说，“目的地无关紧要，汽车才是关键。重要的是能把所有的地方都视为目的地——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7] 正是在这种对于目的地的超越或者失却中，我们得以看到欲望与科技的同构性。这二者并非出于文本的偶然才共存于硅谷。如果我们将硅谷视作技术统治之下的一整套工业，市场以及生活结构，那么这片土壤既催生了主体的情感框架，也孕育了与之相应的客体的生产逻辑。人与技术在此互为镜像。正是对通过硅谷人自我欲望的探索，《无穷镜》的文本同时触动了技术社会及其资本运作高度理性化的发展背后非理性的内核。

　　欲望的非理性生产最终在珊映的商业危机中达到了失控的顶峰。尽管安吉拉已经如约删除照片来源，但如同最后一章的标题“无穷镜”所暗示的那样，照片复本已经如同电脑病毒一般在网络上蔓延，永无穷尽，无法逆转。尼克冰冷的警告在手机屏幕上闪烁。然而小说在这里嘎然而止，留下读者自己揣测珊映的未来。

　　陈谦的小说一向以开放性结尾著称。曾有不少论者在评价《望断南飞雁》时指出，作者在讲述一个现代版娜拉故事的同时，卻无意于回答鲁迅式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8]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作者拒绝回答的姿态？与其追问“娜拉”的未来，我们或许更应该自问，在何种意义上“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个文学应当承担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力。它为我们的政治、伦理、文化系统寄予某种希望，使之对人间的矛盾与反讽具有和解的潜能。这种想象力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巨大源泉。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源泉，而陈谦的文学想象力也不属于此。如果说前者的目标在于表达我们民族心灵的格式塔特征，那么陈谦的目标则在于探索这种心灵的一个基件：《无穷镜》关注的是我们纷繁复杂的人类学关系中最基本、最原始的一种：我们如何模仿他人，如何通过模仿他人而发现自己，发现他人。我无法对这两种旨趣相异的文学方法做出比较。但在此引用威廉。马萨瑞拉(William Mazzarella)的一句话来评价《无穷镜》，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要走向何方，而是我们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如何成为我们之所是。”[9]

　　我们应该如何成为我们之所是？如果这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那么《无穷镜》对此其实做出了独特的解答——这是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鲜少能听到的一种声音。在小说末尾，珊映做出了模仿者的一生从未做过的选择：也许是生平头一遭，她拒绝了“看”的欲望，拒绝了习惯性的反击与挣扎，而是“蒙住双眼，听那山崩海裂般的轰鸣”。[10]惯常的视觉意向在这里消失了，模仿的锁链悄然崩坏。这一次，珊映“看”到了梦中通过康丰的视野传达给她的雪山，而不是3D眼镜中模拟出的雪山。雪峰在她脚下轰然倒塌，正如那由模仿而成就的自我终于在她的自省中崩溃。

　　然而这不是最终的崩溃。这一瞬间的孤寂足以让我们和珊映一起屏住呼吸，看到她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中从未领会的一番景色：

　　“两条道路在林中分岔，而我——

　　选择了行人较少的那条，

　　这使得一切变得完全不同。”[11]

　　(何可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博士候选人)

　　[1] 关于吉拉尔对模仿欲望的论述，主要参见：René Girard,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Yvonne Freccero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Press, 1965)；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lated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Things Hidde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Stephen Bann and Michael Mete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陈谦：《无穷镜》，77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3] 同上，88页。

　　[4] 同上，75页。

　　[5] 章太炎：《答铁铮》，见《章太炎全集》(四)，3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 托克维尔在该书中对于平等的心理条件及其对于社会竞争与模仿的促进作用有多处论述。代表性段落参见：Alexis de Tocqueville, “Why Americans Are So Restless in the Midst of Their Property” in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Gerald Bev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622-626.

　　[7] Zygmunt Bauman, Postmodern Ethics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188-9.

　　[8] 部分评论参见：范迁：《娜拉的魅影——读陈谦的<望断南飞雁>》，《侨报》副刊，2010年2月5日；胡康青：《探寻南雁逃离的必然性——读陈谦<望断南飞雁> 》，《北方文学》(下)，2015年第5期；江帆：《百年后现代版娜拉的出走——<望断南飞雁>的女性主义解读》，《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江少川：《从美国硅谷走出来的女作家——陈谦访谈录》，见《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9] William Mazzarella, “The Myth of the Multitude, or, Who's Afraid of the Crowd?” Critical Inquiry, Vol. 36, No. 4 (Summer 2010)， 725.

　　[10] 《无穷镜》，235页。

　　[11] 同上，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