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中国文学的“快乐”图谱(张莉)

　　什么是好的批评？它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给一个文本下判断，还应该给一个句子、一个人物、一本书带来新的生命。好的批评能使读者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好的批评能把旧文本擦亮，赋予它活力；好的批评有召唤能力，能把看起来并不相干的文本神奇地汇聚在一起；好的批评可以引领读者从四面八方集合而来，使之别有所见……我以为，张柠的《文学与快乐》便有这样的特质。

　　在这本快乐之书中，文学史固有的壁垒灰飞烟灭。明清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好人与坏人……那些分类和条框忽然都不见了。张柠的写作纵横不羁，他以快乐为解码器，打开了坚固齐整的中国文学史，也打开了我们对文学形象的旧有认识，从而直抵事物的本质。

　　以快乐为线索，《文学与快乐》串起了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们：阿Q、贾宝玉、西门庆、猪八戒、周伯通。面对这些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张柠引领读者打开他们的内心世界，翻捡那些被我们忽略和习焉不察的部分，直到某一处焕发新光泽。

　　土谷祠里的阿Q无房无地，但他有大把的闲暇时间，游逛、喝酒、赌博、凑热闹，阿Q的快乐是一种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底层人的快乐。他的快乐“在于他那种卑微的对身体欲望的追求，对现实生活执著的热情，他能活在当下，执著此生，满足于‘今朝有酒今朝乐，未必有命到明朝’的生活”。面对现实，他自我遗忘、自我贬低、也自我抚慰，因而，他获得了一种社会成本极低的快乐。“这是一个卑贱者试图获取快乐所采用的卑贱方式，为圣人和君子所不齿。”由此，读者不由得想到，如果我们不站在圣人与君子角度去看阿Q呢？

　　此书对贾宝玉的分析尤其透辟。张柠说这位公子哥在追寻快乐方面是一位积极行动者，他是一僧一道的实验品，他的目标就是享受人间快乐。宝玉最大的快乐来自“灵魂的回忆”，或者说来自“天堂的回忆”，主要体现在感官之乐、相聚之乐。他的愿望是不变：不要长大、不要分离、能长久地和姐妹们在一起。对于宝玉而言，终极意义的快乐是肉身和灵魂的双重圆满，而这个目标似乎太高了，所以宝玉在现世中并没有达成。当然，张柠还提到宝玉的另一种“解脱之乐”。当宝玉选择出家，其实也是选择回到青埂峰，离开之时，也是“好了”之时。

　　阿Q还是那个阿Q，贾宝玉还是那个贾宝玉。但是，阅读中，我们对快乐的认识在不知不觉间被校正。从某一刻起，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物的另一面，那一面新奇、独特、卓异，你甚至会觉得这个人有如初见。

　　除了贾宝玉和阿Q，让读者重新认识的还有西门庆。西门庆是活得“不亦乐乎”的人。作者认为，他的快乐秘诀很简单，就是一个“过”字：“过分、过度、过失、过犹不及进而一过再过，一直到过世罢休。”西门庆的一生就是在这个“过”字的控制下“及时行乐”的一生。“西门庆的‘女人——金钱——权力’这个‘欲望三角形’，和当皇帝与当嫖客合二为一的结合体，呈现了世代流传的欲望故事的潜在构型，代表了中国男人最心仪、最隐秘的梦想。”经过他的分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西门庆其人，也看到了几百年来与西门庆相类的群体。

　　当然还有猪八戒和周伯通。在张柠看来，猪八戒的快乐是食色的快乐，他执著的是世俗生活的快乐，他并不讳言自己是好吃懒做、贪吃好色的猪。他的快乐是紧贴着人的动物性、最基本的俗人之乐。而周伯通的快乐在于他的赤子之心，他笑得快乐，哭得也快乐。“周伯通的孩童状态，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儿童，是通过修炼而超越了生物学意义的一种境界：成败俱忘、宠辱不惊、只顾游戏逍遥。”在他看来，周伯通的武功也是一种游戏状态，双手互搏是自己与自己打擂。这是既非儒、亦非墨、又非道的隐士精神。

　　张柠提到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中国文学中的快乐人物。但是，完全快乐的、让读者捧腹大笑的人物却很难找到，他只在一些人物身上找到了快乐的因子。因而，他说他拾捡的是“快乐的碎片”。其实，每一块碎片都是有意味的，它代表着快乐的某一层面，它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而非随意而为。事实上，作者机警、敏锐，擅长从文本的褶皱里发现碎片与碎片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他那里，整个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文本与文本之间有互文关系，人物与人物之间也有文学的亲缘性。

　　把这些有意味的“快乐的碎片”拼贴在一起，张柠绘制了一幅生动活泼、意义深远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快乐”图谱。在书中，“快乐”不再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它是伦理，是美学；它是立体的，也是丰盈的；快乐有小人之乐，有贵人之乐，有恶人之乐，有俗人之乐，也有逍遥之乐；快乐有它的“形而下”，也有“形而上”；快乐是日常的，也是精神的，而最美好的部分当然属于灵魂……《文学与快乐》是关于文学、关于快乐的书，也是如何理解人自身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