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书写：触及心灵的强震(范藻)

　　惨绝人寰的“汶川特大地震”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尽管灾难每天都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无数次地发生。

　　轰动一时的“抗震救灾文学”已经失去曾经的辉煌，尽管文学依然还在我们的生活里异彩纷呈地呈现。

　　在众多的灾难文学里，用小说形式表现地震题材，毫无疑问首推天津著名作家秦岭先生，他率先于2008年7月在《小说月报》上推出了中篇小说《透明的废墟》，可谓中国地震小说第一人，以后又连续在《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发表了《心震》《阴阳界》《相思树》《流淌在祖院的时光》等中篇小说。他这样说过：

　　大凡灾难过后，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会瞄准抢险救灾、深情救助、重建家园等等，并被冠以“一曲人间的浩歌”、“废墟上的大爱”云云，我当然不反对灾后的人间济世行为。我的小说中也多次出现救灾元素，但我始终让“救灾”成为一个引擎，引领我进入幸存者和死难者的内心。所以，我在我的小说中，让自己的视野尽量覆盖到灾前、灾中和灾后。

　　最近，作者又推出了以“5·12”地震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集《透明的废墟》，其中的《心震》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婚外情”故事，而作者把情人鹊桥会的高潮放在了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以此为切入点，不但展示了纷乱复杂的人间世象，而且直逼深幽神秘的人性。《阴阳界》赋予了主人公老农民袁峁田能穿越阴阳两界的特殊本领，废墟下的他经历了几次生死轮回，在阴阳两重天地的对比中，揭示社会的不公，反思人心的不古。《透明的废墟》取材自汶川地震时那张广为流传的，一位死难的年轻母亲，用血肉之躯呵护着怀中幼小的婴儿的照片，小说将场景聚焦在一个单元楼坍塌后形成的废墟中，通过窘困其中的几位濒临死亡的邻居之间的心灵碰撞，折射现实的单纯与繁复，探测人性的悲哀与伟大。《相思树》力图告诉我们，灾难在改变人们生活法则的同时，也让情感找到了复归的平台，迷惘的心灵获得了拯救。秦岭今年三月完成的《流淌在祖院的时光》，写了一位倔强而正直的“奶奶”，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她宁愿住在灾区的破旧危房里，也不愿进城住进儿子的别墅，再现了传统道德与物欲世界的博弈情景，表现了房屋重建与精神重塑的深刻矛盾。

　　我一直在寻思，秦岭先生为何钟情中篇小说来创作地震文学。记得别林斯基转述过这么一句话：“中篇小说是人类命运无穷的长诗中的一个插曲。”相对于火爆一时的抗震救灾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相对于四川的邹瑾、贺享雍、骆平等作家的长篇小说，秦岭采用中篇的体量，就能截取主人公一个时期或某一段生活的典型事件塑造形象，集中而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地震是瞬间的，而折射的社会却是宏观且纵深的。唯有中篇，可取其一点，如一张照片、一段废墟、一个物品、一具遗体等，或延伸成一条线，或拓展为一个面，让作家张弛有度而游刃有余地发挥。

　　围绕这地动山摇那一刻，“再现”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而我们需要的是“表现”。以此揭示包括作家在内的地震的“幸存者”、灾难的“幸运儿”和生活的“幸福人”为何“痛定思痛”。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不已经把“众志成城”的精神、“感天动地”的气势、“大爱无疆”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吗？但是，秦岭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表现”的空间，那就是直陈因灾难降临而引发的世态百相和人生众相，直指因抗拒灾难而引出的人性诡秘和心灵困惑。对此著名评论家陆文虎在《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灾难文学》里阐述道：

　　它不受意识形态和种族的局限，它在形态上是惊世骇俗、不同凡响的；它不能只停留在报道层面，感动我们，它要反思、要想象、要创造，要震撼我们；它要有很高的文化品位。

　　秦岭的小说充分体现了灾难文学应有的“文化品位”，他不满足于、甚至有意“忽略”了地震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时政主题，而转为关注废墟下的挣扎者，地面上的幸存者，还有重建时的相关者，对他们进行一次命运的叩问、人性的反思、良知的拷问。《心震》和《相思树》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即以当事人的经历和体验来叙写的，在抽丝剥茧中娓娓道来；《透明的废墟》和《阴阳界》则是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在“全知全能”的叙述中，作者从容不迫地讲述着；而刚刚杀青的《流淌在祖院的时光》则换成了一个中学女孩的视角，用她清纯而迷糊的眼睛呈现奶奶和父辈们的冲突。在迷茫而清丽的诗意中结束故事：

　　有次奶奶在梦中问我：“萍萍，我倒想听听，把废墟叫纪念园好，还是把纪念园叫废墟好？”

　　没来得及判断，我已经惊醒了。梦中的奶奶坚守祖院，时光缓缓流过，一切都是老样子。

　　作者之所以要多角度地“移步换景”，与其说是为了全方位地呈现生活的真相，不如说是立体式地再现心灵的真实。在生与死的转换中，在名与利的纠缠中，在情与欲的交织中，让主人公承受进退两难的困扰、接受左右为难的煎熬，从而成为“受难的耶稣”，如《透明的废墟》的“我”是觉得母亲应该活下来，还是她的幼儿应该活下来？《心震》主人公在地震瞬间是应该保护无爱的妻子，还是有请的恋人？《阴阳界》究竟阴间是值得向往，还是阳界应该留恋？《流淌在祖院的时光》里的“奶奶”是住在都市的别墅好，还回到乡下的老屋好？这些都让读者难以简单取舍和道义评判，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崇高而蕴藉的悲剧性。秦岭小说对人类命运的正视与阐发，触及的心灵强震可谓振聋发聩。

　　毋庸置疑，我们正处在一个自然灾难频发的年代，“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在《文学，因何而伟大》一书里说过：“‘活着，并且记住’，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一部小说的名字，其实它应该成为所有小说家的文学信念，成为我们面对苦难的一种坚定不移的叙事态度和写作立场。”我想，这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而应该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直面灾难、承受命运的共同信念。

　　(作者为四川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