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自己的“朝内166号记忆”(陈彦瑾)

《朝内166号记忆》 屠岸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

　　《朝内166号记忆》终于出版了。这本书从策划、组稿到编辑、出版历时三年，它是我职业生涯里意想不到的一本书，恐怕也是很多读者意想不到的一本书。它的诞生是意外，却也是必然。

　　缘起：一个消息，一种情绪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的搬迁。大概四年前，就时有“要搬了”的消息传出，三年前的2013年3月，则听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样，生起了一种浓浓的“即将告别”的怅惘。那时就想，如果大楼消失，所有与楼有关的记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将何处安放？当推土机的巨铲将大楼铲成一片废墟，所有曾在这楼里工作、生活乃至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慰藉？当若干年后新楼崛起，人们熟知的“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门牌会安放在哪里？我们这些曾在老楼待过的人，又该如何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讲述出版社的过去？……作为编辑，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书，想请同事们来写写这座被称为“文化地标”的大楼，写写楼里的人，楼里的事，楼里的工作与生活，为即将消失的它留个见证和念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社领导和许多离退休及在职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过社办和老干部处在社内发布了《征稿启事》 ，并到一些部门向一些同事郑重约稿。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截稿时间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三年后的今天才出版，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这座大楼的上空。

　　征稿后，很快就有同事交来稿子和老照片，不过也有同事答应写稿，却因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于是等，未想一等便是一年、两年，总也无法截稿。而大楼经过多次搬而未搬后，搬迁已彻底成了悬案，这本书便也陷入尴尬，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2015年下半年社里开始筹备65周年社庆才遇出版契机，于是抖擞精神投入编辑，为2016年3月28日的社庆纪念日加班赶期。

　　编辑：为了留下见证和念想

　　交来的稿件里，有专门为约稿而写(其中有不少是手写稿) ，也有旧作；有写人记事，也有写工作生活；有写个人史，也有写社史……基本上是一堆散乱芜杂的素材，如何将它们编辑成书？如何取舍、分类、排序？这些问题颇费思量……而最终，我回归初心，才找到理路。

　　和已有的社史、纪念集、个人专著如《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 《永远的朝内166号》 《凌汛》不同，这本书最初的动念既不是为研究、筛选和评判历史，也不是为书写个人回忆，而是想定格一群人的记忆，为即将消失的一座楼留下见证和念想。所以，最初拟的《征稿启事》 ，为任何一个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书写自由：

　　一座楼，一群人，一种文化；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回忆；一桌一椅一墙一角，一种感悟心得体会，皆可入题。只要是自己认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记忆，都可以写。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叙事；可以写公共史，也可以写个人史。文体不限，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理性，也可以感性；可以庄重，也可以活泼。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点滴碎片。欢迎随文提供相关图片，书影、书信、发稿单、退稿信、签名、墨宝、合影、办公室工作现场照等，皆可……

　　如此不设限的原因，是想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记忆，也尽可能让记忆丰满、自然，甚至芜杂都不怕，因为我觉得，一座楼的生动和人一样，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标准化的评判，而是来自毛茸茸的细节。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细节聚拢在一起，才构成一座楼和一家社的鲜活和生动。

　　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我决定不作取舍、过滤和剪裁，而是以尽可能保留记忆、将所有人的记忆平等视之为原则，将征集到的稿件悉数收入，并按内容大致归为四类：写楼与生活的归为“忆大楼” ，写人与事的归为“忆人事” ，写编辑出版的归为“忆出版” ，写社史和个人史的归为“忆岁月” 。

　　挑战：如何甄别历史细节

　　编辑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作为1999年才到出版社工作的我，如何甄别过去的人事细节，尤其大多数老照片，我都无法辨认其中面孔——校对科同事也都比我还年轻，而实际上，现在全社也没有多少人能甄别和辨认了。我能询问的同事，除了作者本人，就是外文部的张福生老师和负责老干部工作的谢施基老师了。这一工作占去了大量编辑时间，直到书稿付型前一天，我还在扑灭可能的错漏。

　　比如有一张老照片，社办记录的是人文社同志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 2006年) ，因为其中有陈早春社长，我根据其任期断定第七次有误，应为第五次( 1996年) ，果然，何启治老师提供的图片说明是第五次，而他本人也是照片中人，他的记忆应确凿无疑。可是，就在付型前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看清样，对照电脑里的原图检查图片时，忽然发现这张照片的原片有“1987年1月1日”水印字样。我立即给谢施基老师电话，把这张照片，连同另两张图注不详的照片一起发去，请他帮忙辨认。第二天，谢老师就坐公交倒地铁，前往东中街、方庄等几个家属院，请何启治、李吉庆、张柏年等老同志辨认。何启治老师再次确认是1996年参加第五次作代会合影，而照片上的水印时间，推测是拍照的人没有调准相机时间所致。

　　价值：打捞记忆，打捞留住记忆的人

　　然而，能够采访的老同志已经越来越少了，老照片里那些健在的人大都已近花甲、耄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人突然离开，那些故事也将随之尘封，成为永远无从解开的谜了。这也让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仅仅在打捞记忆，打捞记忆的同时也是在打捞留住记忆的人。或许，这正是它最大的价值吧。

　　其实，这本书从策划到出版的三年里，就有一些与书有关的老同志相继告别人世了。除前面提到的卢永福老师， 《记写出版社两位老人》中的松涛、陈汝霖老师，还有为这本书写了《能不忆“选刊” 》的刘茵老师，都没能看到本书出版便离开了我们。松涛是当代文学老编辑，我进社晚，从未见过他；陈汝霖曾在《文学故事报》工作过，退休后还时不时来办公室坐坐，我甚至好像不久前还在楼道里见过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可是某一天，我在社内讣告栏里看到了他离世的消息……所幸，王晓老师的《记写出版社两位老人》里，留下了他们的生命片段。

　　刘茵老师2015年2月离世。2013年5月征稿启事发布后，刘老师很快交来了《能不忆“选刊” 》 ，几个月后，有一天特意打电话嘱咐我，说稿子里有一句话末尾务必要加一个“等”字( “著名作家王蒙、李国文、李辉、刘庆邦等” ) 。当时因为书稿已发排，不在手边，我在一张小纸条上记录下来，想等书稿返回后再改正。没想到，书稿返回时已是两年以后了，当年嘱咐我的是哪句话已记不清，而那张纸条也不知塞到哪个角落了，那个嘱咐便成了我的心病。也是付型前一天的那个晚上，我几乎把办公室的柜子都翻遍了，也许是天意，忽然从一沓稿纸里掉出了那张小纸条，让我终于没有辜负刘茵老师生前的一字之托！

　　意义：进入历史，走向相对永恒

　　从最初的毫不起眼的一堆芜杂的素材，到最后成为图文并茂，有现场感、历史感又有文化和收藏价值的一本书，这一过程，花去了三年时间。三年时间里，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也日益凸显，直到付型前那晚，我坐在办公室里凝神静气看清样时，才意识到，这本书或许真如管士光社长所说，会是我职业生涯里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和走过六十五个春秋的人文社是一体的，如果说，人文社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的话，这本书定格的，就是她生命历程中的一些华章、一些剪影，一些毛茸茸的细节，散发着独有的文化气息和精神魅力。对于一家社、一座楼来说，它的文化和精神，无疑是由人和书构成的，正是在社里工作、生活过的人们，和从社里诞生的书们，以及由这些书影响的读者、作者们，共同汇成了一家社、一座楼的文化和精神，也成就了它的德行。所以，六十五年，不仅仅意味着它的沧桑岁月，也意味着它的厚德载物，而这也正是比它年轻二十多岁的我，甘愿花去三年时间为它编一部特殊的生命史的原因。我想，在中国出版界，值得人们为它书写历史的出版社恐怕不多。而这本书，终将会因为定格和留住了这家出版社的文化、精神、德行而与之共存。

　　那晚看清样时，我仿佛看到，半个多世纪的人、岁月、生活，在进入这本书的同时，也进入了历史，走向了相对的永恒。而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让自己的回忆走进这本书。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策划、组稿、编辑，整整三年时间，却独独忘了自己写一篇！这遗憾，或许只能等将来修订时弥补了。所以，付型时，在书的最后，我又加了几页空白纸，为了提醒和我一样有着遗憾的人，早日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朝内166号记忆” 。

　　整整三年时光，朝内166号这座老楼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换岗位了，一些人编了很多好书……如今，楼依旧在，当年脑海里映现的推土机将大楼推成废墟的画面也并没发生，这座大楼的生活还在建构，关于大楼的记忆还在不断生成，唯愿将来有机会，能续写记忆，续编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