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现实主义的完成(陈晓明)

　　2016年4月28日陈忠实逝世，说“巨星陨落”有点套话，说“现实主义的时代终结了”也是言过其辞，但它肯定是一个事件，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 去面对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并非只是哀悼的仪式，更有必要的，是让我们去思考他的创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也让我们去思考陈 忠实所标志的那种文学的高度和方向是否永久有效，是否真的是一种完成和终结。

　　生逢其时的《白鹿原》

　　很显然，《白鹿原》给陈忠实赢得声誉，迅速如日中天，尽管这个名声来得有点晚，年过半百，实在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岁月无情，时光易逝。这个 人默默地写了半辈子，从初二开始就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赵树理全部的中短篇小说，于23岁(1965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开始，他的文学启蒙和起步 并不晚，但一直无声无息。中间偶有获得过一些奖项，例如，其中9部(篇)作品获得全国或刊物大奖，但都不足以使他跻身一线作家行列。直至1992年《白鹿 原》出版，那时正值文学的萧索时期，出版社开始几乎咬紧牙关印了1.5万册，投石问路，哪想到石沉大海，并无动静。据说，当时几位能耐极大的编辑都急得束 手无策。说《白鹿原》身逢其时并不为过，市场营销的伎俩开始崭露头角，《白鹿原》这才借助市场的自由空间，开始它声誉日隆的行程。市场的成功反馈到批评 界，各种争论、批判、赞扬的声响，百家争鸣，创建了一个经典化《白鹿原》的氛围。

　　1993年，陕军东征，陈忠实和贾平凹，一部《白鹿原》、一部《废都》，发布会和研讨会先后分别在人民大会堂热烈举行。这标志着上世纪90年代 中国文学的重新出发，标志着一个断裂时代的文学重振旗鼓。在那样的时期，把陈忠实和贾平凹称之为“纯文学最后的大师”并非只是稚拙粗鄙的媒体应急之举，也 确实是中国文学整装待发的迫切需要。总之，陈忠实就此成为“纯文学”重量级的作家，现实主义大师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几乎不会遭致异议，当然，如果真的有这 样的桂冠的话。

　　但是，《白鹿原》成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经典作品并非出自偶然，应该说，陈忠实默默在他认定的现实主义文学土地上耕耘了几十年，最 后成就了《白鹿原》，也成就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此前，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忠实的几部颇被看好的中篇小说《初夏》(1984)、《四妹子》 (1985)、《蓝袍先生》(1986)等，笔法已经显出冷峻细致，从容不迫的叙述直抵人物性格的方方面面。当年，老作家王汶石读了《初夏》就禁不住提笔 给陈忠实写信道：“是您的作品保持着陕西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处理农村生活题材时的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那种洋溢着渭河平原农村浓郁的生活气息的风 格。”(《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可以见出，那时的陈忠实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贡献已经受到重视和肯定。《蓝袍先生》发表后，白烨就撰文予以肯 定：“作者毫无掩饰地写了现时代中的一个普通人物的人生坎坷，题旨与基调都一改旧辄……” (《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陈忠实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数十年，这才有《白鹿原》的厚积突发。

　　但《白鹿原》确实是陈忠实又一次突破自己的“旧辄”，更是对中国既定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融通、总结和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很久以来没有出现气势恢 弘而有大气象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他文化上的思考，富有现实感地回应了当时的思想困扰，评论者和读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它看成是民族的史诗。作者在卷首 也引述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标举文化的价值

　　《白鹿原》以史诗式的结构来把握20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涵盖激烈的社会矛盾：革命、日本人的侵略、民族冲突、阶级斗争。20世纪上半页的历史 大变动构成了小说展开的背景，白鹿两家几代人关于土地争夺的传统故事，转向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政治选择。白嘉轩与鹿子霖的矛盾是土地争夺的矛盾，是宗族统 治权的矛盾，也是传统道理理想的矛盾。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和鹿兆鹏的对立关系，则引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政治冲突。小说的矛盾展开是以正反、善 恶、高下、黑白、是非的二元对立形式展开的。整体上小说叙述是现实主义的传统笔法，但陈忠实做得明晰、棱角分明。

　　当然，这样的二元关系亦有反向和多次转换的形式。白嘉轩这个乡村道义和德性的化身，他的长子白孝文却一度落到吸食鸦片、讨饭乞食的地步，后来为 了一个饭碗加入国民党；鹿子霖这个奸诈之人，他的儿子鹿兆鹏却背叛阶级，深明大义，从小就同情劳苦大众。他们后来的命运也多次变换，虽然没有明确最后的结 局，但却有可能再次被颠倒。白鹿两家的矛盾并未解决，但却让更强大的历史冲突介入进来，使得传统中国的家族式矛盾变得无足轻重。白鹿两家在20世纪的遭遇 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民族的命运，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度、高度也在这里体现出来。

　　陈忠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始终浸含着充足饱满的传统文化和西北地域文化的意蕴，陈忠实不只是把文化融入小说，更重要的是，他标举传统文化的价 值。在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他的《白鹿原》等作品推动了中国文化向传统价值的复归。这条路径是否是中国当代小说的必然(致胜)路径，这可以讨 论，但他在这种历史重大变化中处于引领的位置则是值得重视的。

　　《白鹿原》如此明确地把传统文化提升到正面积极的意义上来认识，这在90年代初可以看成是传统文化重振旗鼓再出发。“寻根文学”随着“85新 潮”退潮，追逐“现代派”的热情内化为先锋派的小说形式实验，90年代的“寻根”已经销声匿迹，那是因为人们没有看清西北地域文化包裹的《白鹿原》与寻根 的一脉相承。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反思传统，崇尚西方价值。“寻根小说”却背道而驰，提出文化寻根，尽管它的直接缘由是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但 它也是有现实的深厚依据。《白鹿原》的核心意象“白鹿”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虽然有些空灵或含混，但还是较为明确地指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白鹿原》 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的态度，它反映了90年代初中国文化的自我建构需要，虽然也存在着明显的理想化倾向。

　　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社会普遍有回归传统的倾向，80年代对传统的反思性批判几乎一夜之间转向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本来就有文化底蕴的陕西作 家，无意中以他们的迟钝和执著获得了新的历史机遇。柯云路、路遥、贾平凹、郑义等等，都是打上文化印记的作家，他们在这方面都倚仗着地域文化的优势。陈忠 实则来得更为“憨厚”，因而也更为深远，他不加保留地肯定传统文化，从中寻求涵盖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价值观念。白嘉轩、朱先生都是在这样的根基上塑造的正面 形象，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伦理和精神人格的代表，是民族文化的脊梁。在陈忠实的叙事构想中，历史剧烈的变革以其暴力机制对社会、民族的改变都是表面 的，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立根之本。基于90年代初中国社会现实及其意识形态重构的需要，陈忠实的文化理想性诉求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尽管关于《白鹿原》 的文化价值认同有较多争论，但是大多数评论还是认为，《白鹿原》的文化观念是有积极的认识意义，对于90年代中国文化的重构来说，都显得具有寓言的意义。

　　瘦硬雄奇的西北风情

　　作为多少年书写西北土地山川的乡土文学大家，陈忠实把乡土文学的艺术表现做得平实、自然、本真。他继承了柳青、沈从文、赵树理的乡土文学传统， 又与同时代的路遥、贾平凹等西北作家各分秋色，写出西北丰富多样的风土民情、人世悲欢、命运遭际。相比路遥黄土梁上的厚实凝重、贾平凹商州地界的粗拙玄 妙，陈忠实显示出他渭河两岸的瘦硬雄奇。陈忠实对家乡土地上的人们感情很深，始终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王汶石先生说他：“您曾同他们一起在一间茅草屋顶下 度过困苦的生活，又同他们一道经历过解放的喜悦。”(《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陈忠实在公社做过长期的基层工作，即使后来不在公社做实际工作了， “但依然被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所牵扯，所苦恼，甚至牵肠挂肚”。回到村里，“有时在路边的树荫下蹲下来，一扯就有一两个钟头，他们谈到的许多事情，常常牵 动我的感情。”(《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以乡土文学为主导，陈忠实的乡土文学并不只是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他们自在 自为的历史，而是把他们的生活纳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去，与他们的命运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起。尤其是他的《白鹿原》，把乡土中国的传统、现代性进程，社会剧 烈变革以悲剧的纽结内在化地结构在一起，赋予它以强大的历史感和深重的命运感。

　　总之，无论是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推进，还是对乡土的本真而又富有历史感的表现，陈忠实对中国当代文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完成了他自 己，也完成了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现实主义。陈忠实的逝去，确实意味着这种几十年磨砺而成的乡土中国现实主义书写的名家的离去。中国文学不只是要纪念，更要 在他所开创的道路上另辟蹊径，像他一样有勇气去超越自己、突破自己，为中国当代文学划下另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