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批评营造另外的意义空间(李德南)

　　关于批评和文学的关系，斯坦纳有一个说法：“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就有种被照亮的感觉。我个人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是从一开始，这种观念就是我所追慕的。我并不认为从事批评是一件苦差，从中我时常得到很多的快乐。然而，在当下从事文学批评的工作，也并非没有遇到困难与困惑。困难既是个人意义上的，又是公共的。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文明历程的全球转向，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说法，这是从印刷文明转向视听文明，也是从阐释时代转向娱乐时代。在他看来，18和19世纪是包括纸质书在内的印刷品盛行的年代，那时候，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惟一的消遣，公众事务也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的。思想的表达、法律的制定、商品的销售、宗教的宣扬、情感的表达等等，都通过印刷品来实现。阅读印刷文字的过程，则能促进理性思维。他举例说，“18和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深深扎根于铅字的传统，因而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现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波兹曼把印刷文明占主导的那个时期称之为“阐释年代”，而到了19世纪末，随着以电视为元媒介的视听文明的崛起，“娱乐时代”开始出现。公众沉醉于种种娱乐消遣，不再喜欢阅读，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理性地思考。电视正把已有的文化转换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公共生活、精神生活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浮。不管是政治也好，还是宗教、教育也好，都成了一种娱乐业。

　　在这样一种文明转向当中，文学批评的危机也随之出现了。较之从前，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它无法去跟新闻竞争，也无法跟绯闻竞争。尤其是理性的、有深度的声音，很容易被喧嚣的流行话语所覆盖，成为一种相对沉默的所在。而这种相对沉默，在中国经常被视为文学批评失语的罪证之一，批评家也可能会因此对自身工作的意义感到困惑。

　　困难与困惑，也来自青年批评家如何在职业和志业之间获取平衡。在今天，有很多批评家都在学院、研究院里任职，而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往往被认为是高于文学批评的。这也会给希望以批评为志业的学院批评家造成一定的困扰。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建立，肯定了批评的重要性，视批评为一种体面的精神事业，也为批评营造了另外的意义空间。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批评家来说，这一理念之光的照耀，以及制度的切实保证，无疑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所有受聘者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相互砥砺，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深入文学现场，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事业尽职尽责、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