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司马文森(黄新聪)

司马文森

　　2016年是我国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马文森100周年诞辰，我虽未曾同司马文森谋面，但60多年前，我们保持了连续数年的书信交往，他对我有谆谆的教导和细致的关爱，可以说是我“书信中的良师益友”。

　　写作上的良师

　　1947年夏，我在印尼坤甸《黎明报》当电讯抄写员，经常在编辑部翻阅一些香港和星马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其中我最爱读的是文艺色彩浓郁的杂志《文艺生活》。每当新的《文艺生活》一到，我便如饥似渴地从扉页读到底页。

　　一次，我在《文艺生活》底页读到“文艺生活社”(简称“文生社”)征求海外社员的启事，当即给主编司马文森写了一封申请参加“文生社”的信。

　　很快，我便收到复信，和随信附寄的一个编号为“1948/B23”的社员证。复信中说：“文生社已接纳你为海外社员，今后每月会寄给你一册《文艺生活》，希望你能多向同学和朋友介绍《文艺生活》。你喜欢写作，如有作品可寄给我们，我们会考虑将你的优秀作品在《文艺生活》上发表。”信末署名：司马文森。

　　接到司马文森这封亲笔信，我激动不已，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几乎都能把信背熟了。此后，从1948年初到1950年夏回国前，我几乎每月都给司马文森写信，他从未延误过复信。

　　司马文森常在信中指导我写作，我每有习作必先寄给他审阅修改，然后才给《黎明报》或校刊投稿。

　　司马文森先生很少在我的习作上大删大改，而是在信里给我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我当时喜欢模仿马凡陀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写些短诗。他看过我写的一些诗后给我回信说：“初学写诗的人，开始时模仿别人的风格是可以的，但一首好的诗是取决于诗的内涵，因此不必太专注于写作技巧。”司马文森在信中还说诗歌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希望我多学些哲学理论，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1949年末，我们学校爆发了一场护校斗争。我以此为题材写了一出独幕剧《中华儿女》，将原稿复写后寄给司马文森先生阅改，他阅读后给我提了几点意见，大致是：剧本反映海外华侨学生的爱国活动，写得还算成功；不足之处是剧本中有些口号式的句子，缺少生动、活泼和口语化的对白。剧本中还应多写些中间派学生的思想和行动，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学。看来司马文森对我这篇处女作是看得很认真细致的，我立即按照他的意见作了修改，剧本后来刊登在《黎明报》的副刊上。

　　不久，有两间外埠华校来信索取剧本，准备将我编剧的《中华儿女》搬上舞台。

　　生活中的益友

　　1948年夏，我在印尼坤甸中华中学读初中二年时，时为国民党员的校长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还命令搜查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学生书桌，我是被搜查的一员。同学们很气愤，不少人打算退学。

　　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便写信向司马文森反映了这个情况。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他没有支持我退学，也没有鼓励我们和反动校长作坚决斗争，反而希望我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轻易退学，要我相信学校中还有很多心地善良、有正义感的老师和同学，相信社会上有很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语气极为平和、低调。果然，在进步侨社的支持下，训导主任宋庆玉另组新的中华中学，我们得以继续读完初中课程。

　　1950年初中毕业前夕，我汇款给司马文森，请他帮我在香港买一本精致的纪念册，并恳请他题写赠言。但在收到的纪念册上，司马文森并没有给我题写赠言，而是附了一纸简单的信：“黄新聪同学，你要的纪念册，我帮你买了，你要我题写赠言，我想就不必了，你还是请你的老师和同学题写吧，他们给你的赠言才是最宝贵、最永恒的。”信末给我留下他在香港九龙的地址和电话，约我会面。

　　同年7月我回国路过香港，住在港岛一处专门接转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站。接待站严禁归国华侨学生外出，以防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劫持，我几次要求去九龙弥敦道拜访司马文森均未获准，最后只好打电话给他。在电话中，我同司马文森简单交谈了几句，他鼓励我要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和工作。年底，我参军离开广州，就和司马文森失去了联系。

　　1956年国庆节刚过，我到北京出差，遇到从印尼回国参加国庆观礼的《黎明报》总编辑张世成。张世成说，他回国时在大使馆的欢送会上，文化参赞司马文森特意向他打听我回国后的情况。当得悉我在东北航校工作，司马文森风趣地对张世成说：“他当年读了沙平的《少年航空兵》(沙平为胡愈之的笔名)，幻想当新中国的航空兵，现在投笔从戎，当了新中国的空军战士，算是圆了他的‘少年梦’。”

　　没想到，失去联系六七年后，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启蒙老师，指引我走上写作和人生道路的人，还能记住我这个海外青年学生。

　　(作者系《羊城晚报》原国际部主任，印尼归侨。)

　　■链接

　　司马文森(1916～1968年)，原名何应泉，泉州东街人，我国著名作家、杰出侨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申报》《作家》等报刊发表多部揭露现实的短篇小说。

　　抗战时期，司马文森先后在上海、广州从事救亡宣传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把港澳和南洋的进步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并为解放区输送新生力量。其间，司马文森撰写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和小说。

　　1949年，司马文森随流寓香港的著名诗人柳亚子、文学家茅盾等人北上，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为此连续创作《新中国的十月》《会师记》等反映新中国成立的报告文学集。

　　1955年夏，司马文森奉派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1962年底回国后，担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西亚、非洲司司长。1964年，司马文森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