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的“通俗唱法”(葛笑政 刘成勇)

　　《巨岩碎涛》 是一部跌宕起伏、惊险曲折、磅礴厚重、悬念迭生的探案小说。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爱恨情仇的交织、案情经纬的交错，罪行令人不寒而栗！　　

　　官迷心窍的副市长潘登高，对市长的宝座垂涎 三尺，认为市长张政明阻碍了其升迁之路。因此他由怨生恨，暗动杀心，勾结企业家高一峰，重金雇佣梦想一夜暴富的马彪伺机行凶，不料却杀错了人。正义邪恶， 形同冰炭。一场正与邪、红与黑、警与匪、违法与护法的铁血较量，随着扑朔迷离的谋杀案铺陈开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就非常重视弘扬主旋律与创作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倡导社会主义正统价值取向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有机融合。但在 实际创作中符合这种理论要求的作品不是太多。本文将在这种文学背景下谈论张新安长篇小说《巨岩碎涛》的主题思想与叙事方式，揭示这部作品在主旋律文学创作 格局中的特点及新变。

　　主旋律

　　张新安的身份意识表达

　　《巨岩碎涛》是一部典型的主旋律文学作品。小说讲述的是以雷鸣为代表的公安民警为国为民、舍生忘死破获各种大案要案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将笔墨 放在案件的侦破过程及最后决斗的高潮方面，而是以案件为载体，映射出公安民警为国为民的崇高情怀。就像公安局长贺国庆所说：“刑侦民警的最可贵之处，就在 于能够从扑朔迷离、纷乱如麻的案情中，理清头绪，发现端倪。否则，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还怎么让党和人民信赖？”实际上，这种强烈的政治伦理感不仅是公安 民警的自觉，也几乎是全书潜在的主题。市长张政明要求贺国庆不惜一切代价破获文章华案件，以给“全市群众一个满意的结果”。在侦破梁满仓盗牛杀人案时，小 卖部的大爷免费提供给化装成便衣的雷鸣等办案民警纯净水：“你们大热天来到乡下，为老百姓办事，我也得表表心意。”由此可见，“人民性”构成了小说的主旋 律，也是公安民警牺牲奉献的精神动力和终极价值。

　　作为小说的内在道德标准，“人民性”是张新安对现实生活体验和感悟的结果。张新安有着近20年政法报道的记者经历，亲临现场采写、报道过上百个 大案要案，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多篇纪实文学作品。在此过程中，张新安接触到许多战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据他所说，作品中的贺国庆、吕胜、雷鸣、吴国发、卫 民安等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可以说，强烈的身份意识和丰富的生活本身激发了张新安的创作热情。诚如他在《巨岩碎涛》创作谈中所述：“正是他们掀天揭地、 可歌可泣的伟业，使我们伟大的祖国安如磐石，坚不可摧，粉碎了形形色色的恶意挑战，同时也为我提供了宝贵而丰厚的创作素材……”其实，如果将“主旋律”理 解为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表现了时代主流精神与民族价值观的话，那么张新安多年以来的小说创作都可以纳入到“主旋律”的范畴而加以考量，如表现 民族气节的《呼家班主》《血性》，反映世道人心的《狗肉汤》《闪电手》以及弘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孝匪》《药引子》等，《巨岩碎涛》则是张新安对多年以来一 直坚持的主旋律创作在现实生活领域的一次突进，是对“人民性”这一时代主题的文学性表达。

　　批判性

　　民间话语的存在价值

　　作为一部主旋律文学，《巨岩碎涛》在弘扬正气、讴歌正义的同时，没有回避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小说以侦破形形色色的案件为主线，涉及到政 治权力斗争、国有企业改制、枪支毒品泛滥等社会热点问题，从而辐射出整个颍川市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张新安以批判性姿态介入到“人民性”话语 和市场经济伦理的裂隙处，在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中反衬出“提倡主旋律”的必要及其实践过程中的艰难。

　　《巨岩碎涛》一方面直面现实矛盾，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阴暗和弊端，另一方面则主要从民间视角出发对主旋律中的那些不和谐音调进行批判和质疑。这 一策略由小说中的聂凤翔完成。聂凤翔是个农民，因贷款所养的鼋鱼被盗而被银行以骗贷为由举报到经侦支队。派出所破不了案，经侦支队以涉嫌诈骗将其刑事拘留 一个月。5年的时间，聂凤翔一直不断上访鸣冤。他上访的形式比较特别，除了专门装扮出“败相”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最主要的是以念叨民谣、顺口溜的方式发泄 自己的不满。如他讽刺公安人员的无能：“公安局，不破案，白吃群众大米饭；公安局，算不到，犯罪分子拍手笑；杀老文，手段高，凶手至今乐逍遥。”对政府不 顾民生而追求政绩的揭露：“扒掉民房建高楼，民脂民膏在里头。”除了这些政治讽喻，聂凤翔还对社会人生持有忧患意识。有道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 聂凤翔是一位冷眼旁观的智者，提醒俗世中的人们“奔奔忙忙，何日算了？”“……苦心钻营干什么？”有时候他又是一位热心世事的贤人，既痛心于社会风气的堕 落、道德伦理的沦丧，又劝导人们克制欲望、一心向善。

　　民谣自发地产生于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真实的民间生活信息和价值取向。民谣是民心的风向标，通过民谣可以见出 风俗民情、体察人心向背。作为弱势话语，民谣并非一味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而是以自己的逻辑对主流价值观念进行阐释、修正或是抵触、消解。聂凤翔作为 民间智慧的体现者和民间话语的代言人，以合辙押韵、通俗上口的民谣宣泄、释放着民众的困惑、迷茫甚至焦虑、愤激的政治情感，表达了对失范的社会秩序的不 满。

　　当然，民间并不总是与主流分庭抗礼。一方面民谣的软性对抗为自己在主流话语边缘地带的生存获得可能，就像聂凤翔在上级领导视察现场并没有遭到清 场民警的驱逐，反而被公安局副局长吕胜“像老朋友似的轻轻拍着”肩膀。同样的，他也可以在平坟现场添油加醋、在大街上信口胡诌、在市委大门前念念有词却未 遭到任何反对或阻止。另一方面，当主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表达了民间的合理诉求时，民间会改变批判对抗的姿态而对主流价值认同。因此，当聂凤翔的案件破获 之后，他“百感交集，感动得当着众人的面，一把扯下背在身上几年的‘冤’字，摔到地下，又狠狠地跺几脚，然后挥起剪刀，剪掉头上的长发”。接着他又即兴编 了一段顺口溜：“大接访，受称赞，局长关心盗鳖案；终于打掉该团伙，继续养鳖信心添。”从某种意义上说，聂凤翔由对主流的讽刺、质疑到最后的感激、称颂， 反映了民间伦理与主流价值的通约、对接与缝合。聂凤翔的这一转变表明，民间话语的批判不仅不会削弱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意识形 态的文化，也促使意识形态反思如何降低姿态，与民间进行妥协性对话，从而更为有效地整合多元的社会价值，促使社会的良性运转。

　　通俗化

　　《巨岩碎涛》的叙事方式

　　以通俗化的方式阐述主流价值理念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惯常做法，如《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但“五四”以来，在民 族国家叙事划定的文坛格局中，通俗文学因其世俗和日常而被置于文学价值等级序列的末端。这一状况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所转变，但在讲述主旋律的文学作品 中，通俗化叙事并不常见。毕竟相对于严肃的政治话题来说，通俗化叙事不仅意味着主旋律的自我降格，更有可能是对意识形态尊严的冒犯。但作为一种美学原则， 通俗化无疑又是实践文学作品主旋律教化与大众化普及的最佳方式。张新安在《巨岩碎涛》中以通俗化的叙事手法讲述着主旋律的思想主题，在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平 衡点上演奏出主旋律文学的精神格调。

　　首先，《巨岩碎涛》非常注重故事性。小说以文章华被杀案为主体故事，穿插进梁满仓盗牛杀人案、马彪犯罪团伙受雇杀人案等十多个大案要案。作为主 体故事的文章华被杀案起因非常偶然：颍川港副总设计师文章华因与市长张政明外貌高度相似而被副市长潘登高指使的杀手马彪误杀。作品在这一颇为巧合的悬疑故 事中缓缓展开，读者也在对接连不断的故事的消费中受到主旋律的无意识熏染。

　　其次，《巨岩碎涛》采用了章回体的叙述结构形式。章回体小说既有利于营造故事的“传奇性”，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不脱离故事的社会现实基 础而凌空虚蹈；既可容纳多个叙事单元，又有统摄全文的中心意旨。张新安以章回体的形式叙述主旋律故事，一方面是有利于作品意识形态功能的顺利实施，另一方 面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民间化叙事的延伸。无论是回目或扣子的设置还是叙述视角、叙述人口吻等都可见出对章回小说的承袭和借鉴，这也表明传统艺术形式在 现代社会生活中仍不失价值和意义。

　　最后，《巨岩碎涛》在语言方面具有民间化、生活化、口语化的特点，大量歇后语及方言土语的运用增添了作品的幽默风趣，鲜明的语言形象体现了浓郁的中原文化气息和醇厚的地域文化性格。这也可以说是主旋律文学“接地气”的策略之一。

　　总的来看，主旋律文学并非全是交响乐的高雅，也不尽是黄钟大吕的庄严。张新安对“主旋律”的“通俗演奏”既是对“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艺术主张的回应，也是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期待张新安在此路途上愈走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