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忠实(雷涛)

邢小利摄

　　一个超凡人的突然离世，一定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社会造成转瞬间的惊诧失意和精神思维的空白。陈忠实先生离我们而去就是这样的情形。

　　4月29日一早，接到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一时呆住了，头晕目眩，好半天缓不过气来，司机小张见状用手扶我，问何故？我说，文学的天塌了！在外出差的我立即驱车返回西安。途中，接受中央和省内三家媒体电话采访时，语塞地说不全话，难以置信和痛苦占据了我全部身心。

　　今年春节前夕，我和忠实先生，还有好几位文学界的朋友在一起聚会。当时他已经入院治疗。我们约他出来坐坐、散心，他就爽快地答应了。那天是私人请客，就带了白酒。忠实先生说，要在往常，我一定和大家痛饮，可是现在医生有言，绝对不能饮酒。我看，大家还是原谅我吧！当时的气氛是温馨而热烈的。可是我从他的表情和言语中似乎看到了某种不祥，只能暗暗地深埋在心底。春节刚过，我打电话向他问候。躺在病榻上的他用低沉、沙哑甚至是吃力的语音说：谢了。我现在说话很不方便，等我好了咱们好好叙谈。电话这边的我，心情虽然沉重，但还是用快乐的话和他约定。到春暖花开之时，我们到秦岭深处一位朋友办的农家乐去喝茶吃饭，忠实先生高兴地答应了。就在我听闻他病情加重时，我打电话给一位常常在他身边侍候的朋友，问其病情好不好，朋友脱口说了两个字：“不好”。我的心咯噔一声预感情况不好，半天接不上话，黯然挂掉了电话。没有料到，噩耗竟然来得这样突然。

　　忠实先生是我的搭档、仁兄和挚友。我离开西影到省作协工作，前后13个春秋。前6年和他搭班子，后6年和平凹先生共事，我们三个人的友谊、情谊和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单说他对我和我的家庭关心和帮助，也是难忘的。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就结识了他。后来在西影工作，接触联系的机会更多。我离开西影时，继《走进阿尔卑斯山》之后，写了《走向王国》纪实文学集，请他作序，没有几天，他就以书信的形式写了《王国并不神秘》的长信，与肖云儒先生撰写的《世纪之交的一份馈赠》一起作为书首。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自然更熟知。就在我将要离开省作协时，我的《困惑与摧生》演讲录将要付梓、再次麻烦他说说话，他高兴地接受。第4天就写出题为《独立个性的声音》一文。还有平凹先生所写的《践行与守望》，同时作为书序与读者见面。忠实先生对我的支持、鼓励、理解和促进，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并讲述给我的后代。

　　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具有旗手意义的。我曾经在公开场合讲过，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篇小说加以疏理精选，10部中肯定会有《白鹿原》，3部中肯定还有《白鹿原》。这部巨著把汉语言文学的抒事成就推向了高峰，把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描写提升到了一种极致。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鹿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会越来越显要。关于这部原作的写作，我曾经和他作过深入的交流，在西安理工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也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说明了一些情况。忠实先生说给我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前后进省作协的青年文学爱好者，都有文学上的抱负。但当我看到比我小了好几岁的路遥拿到中国最高文学奖的时候，我坐不住了，抱定了在《蓝袍先生》的基础上，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决心。他在倾听包括他父亲在内的村上贤达讲述清末民国初年诸多故事的同时，多次翻阅蓝田县志和长安县志，并在周边地区探访乡贤和搜集更多的民间传说。收集相关的资料后，把自己关在白鹿塬下的故宅里，潜心写作。当时创作热情是空前的，写作状态也是极佳的，许多人物在他的笔下活脱脱地出现，写得酣畅淋漓。有一次，我拿着我读《白鹿原》时在书上写满了阅读感受的话语给他看时，他看着看着会心地笑了起来。他对我说：“过了这么多年，我也重新看自己的东西，有许多情景描写和心理描述，都是当时的激情和不吐不快的心情所致，如果现在让我去写，许多东西可能写不出来。有时我也想，那个时候怎么有那么一种顺畅和意想不到的灵感呢！”我也和俄罗斯的作家以及西欧的散文写作者交流过，他们普遍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创作中，陈忠实和《白鹿原》是里程碑式的作家和作品。

　　他把属于自己的文学生命的一部分无私地输送给了别人和社会。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先谈的话题自然是工作上的一些大事，三言两语便会说完。接下来的话题，就是陕西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比如突破，在原创上有哪些作者和作品出现；文学青年如何增加阅读量，尤其是在读原著、读经典上下功夫。他说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对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不了解，或者了解甚少是不可想象的。他告诉我，他曾在熟读经典的同时，还花时间研究后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及其作品。中国文学没有世界的新信息和新发展照应是不行的。他对初涉文坛的工人农民作者和青年作者的关怀爱护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工作中，我的感觉是，他除了自己潜心写作外，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关心、爱护、扶持和不断发现文学新人。这里也包括无以计数的文学讲座、演说和课堂辅导，也包括为众多的中青年出书作序、题词、写寄语和题写书名。有一年，他从报纸上看到有母女两在钟楼地下通道卖书，因为女儿患不治之症，以卖书筹钱治病。他就打听联系既鼓励又资助。残疾人作者连忠照出书有困难，他即托人捎去五千元，还一再叮嘱不要声张。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茶，聊得开心。我贸然说了一句：老兄，我很后悔，这辈子搞行政的时间太多，想写点好东西，总是没有宽裕和相对自由的时间。他听了，把头一仰，弹了弹右手指夹着的黑雪茄笑着说：搞政治的人也有风光的时候嘛！你看你的玩伴同学，还有共事过的人中，有几个像你这样风光。老兄的几句话把我噎住了，半天接不上话茬。还有一次和他交流书法艺术，他很和善地说：“你是在搞书法，我是在用毛笔写字。不能一概而论。”后来，我出《心迹墨痕》一书时，老兄以《独得一笔好字》撰文，这篇文章成了我潜心钻研中国书法艺术的进军号和催生剂。

　　他是一位“富家”，但却过着十分简约的甚至是寒酸的生活。忠实先生除了写作和为文学做事，个人爱好便是观看足球赛事。其实，这种观看只是一种身心的放松和调节而已。其次就是手中不可脱离的黑雪茄廉价烟。他曾对我亲口说过：原来城固出的烟味好，也便宜，他曾购了好几箱子。现在人家不生产了，我只能有限制地抽。他吃饭穿衣更是不讲究，更谈不上注重营养调配和专家保健。他住在西安石油学院写作室，吃饭就在院里的食堂。有时去晚了，菜的选择自然就少了，饭也凉了，他对这些并不在乎。第一次我去他那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陈腐的气味。进门一看，整个房间都塞满了各类书籍和杂志，书上桌面上似乎还留着灰尘。他的卧室看上去稍稍整洁些，但被褥都是陈旧的，不知洗了多少遍的，其间几乎看不到现代的时尚的摆件。记得我当时还问过他，你让嫂子住过来不好？他说，你嫂子多年操持家庭，已患高血压病，她来侍候我，我不放心。再说，我写作喜欢清静，这个习惯一时也改不了。我也曾给他推荐过保姆，不等我说完就被他谢绝了。他还笑言：我这辈子没有到那个份上，那是上层人物享受的，咱还是塬下的一个农民，农民就过简单的光景。

　　忠实先生身上的人文情怀是深切的。陕西是文学大省，这是公认的事实。但忠实先生常怀忧虑之心，他更关心的是文学陕军的后续队伍的发展壮大。我们在一起讨论工作时，他说的最密切最真挚的话都与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有关。我曾戏谑地借助坊间的一句话对他坦言：“人家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下边难长草。”他听了点点头说：“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后边的人身上，如何让这些人超越我们才是课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经过会议并反复讨论，才成立了12个专业委员会，并相继召开全省会员大会，成立文学院，并在作家挂职深入生活和争取社会支持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回想我的工作历程，忠实先生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是鼎力的，永远不会忘却的。

　　忠实先生的人文情怀还体现在他对陕西文学队伍的团结，和谐的倾心和具体运作上。作家在一块相处，不免会产生一些歧见，甚至闹出一些小矛盾来。忠实先生认为：这种事不可避免。他形象地举例说：一个家庭再和睦，也会出现一些小别扭。牙齿和舌头还打架呢。大约是2003年的秋天，我专程去白鹿原他的旧宅看望他，并进行了一次掏心窝的交谈。从那次交流后，我们彼此完全相通，心情像雨后放晴的朗朗天空，广阔而清亮。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正的合作者和知心朋友。

　　在忠实先生身上，看不到成功人士的傲慢和种种与众不同。而显示的都是农民身上的亲和、厚实和朴素。这么多年来，机关干部或是临时工，不管是谁家老人去世他都要去吊唁。有谁家儿女婚事，他都和大伙一样亲往道贺，实在去不了，就提前写幅祝福的书法作品，再加一点礼品表示贺忱。有时疏忽了，后来都要想方设法补上。我曾两次去过他的出生地蒋村，和村上的农民兄弟交谈，几乎所有的交谈者都说老陈是个热心人。有一位不知名的老汉对我说：“你们都说他是个大作家，名气大。可是他回到村上，谁也不觉得他是名人，只知道他就是吃公家饭的。”

　　我清晰的记得，2011年3月初，我为儿子儿媳举办婚礼，忠实先生应邀出席并祝辞。那天的他似乎一下子变得年轻起来，在酒桌上谈笑风生，还不时以惊语妙言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他在为孩子祝辞中说到：你爸刚来作协时，我感觉到就是你今天这样的模样。想不到才过了多会儿时间，又一个雷涛要成家了。时间咋会过的这样快，我们怎么能不感到有些老了。也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我们的苍老，就没有你们的青春和幸福。在孩子们的心中，陈伯伯就是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眼中的英雄。自然，也是他们这一代所敬仰的时代人物。

　　灵堂前，我向陈忠实这位老大哥、老搭档和挚友深深地鞠躬。在我和陈夫人翠英大姐握手时，我的眼泪潸然而下。一代文学巨匠就和眼前的这位农家妇女一生厮守，难道这不是另一种伟大和不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