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现场》：危险中绽放的人性之花(李朝全)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做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这些重要论断同样适用于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报告文学。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爆炸现场》很好地贯彻了习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坚持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深入“8·12”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现场采访调查，深刻反思事件原因，正确处理“全部真实”与“局部真实”的关系，深刻表现消防、警察官兵群体在极度危险中绽放出炫目的人性之花，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促人奋进，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泣鬼神的消防战士之歌。

　　正如何建明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写现场最有说服力。生命第一，生命至上。他在写作报告文学时，首先高度重视对客观现场的采访、调查，注重对那些幸存下来的和逝去的生命的追溯，对生命背后故事的探究与探索。这是一部歌颂体报告文学，但却不是一篇简单的表扬稿，因为它描写的主题是共和国历史上消防队员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救火行动，有115名公安消防人员在爆炸中丧生或失踪。因此，这是一桩悲剧，作家在创作时时刻警惕着不能“把丧事写成喜事”，把悲剧写成喜剧。

　　为了写好客观现场，何建明要求自己必须亲临爆炸现场。尽管爆炸现场经过清理，基本看不出原貌。但在那个爆炸炸出的大坑前，在清理过的废墟上，作家思绪飞扬，浮想联翩，他用自己的主观去充分地感受，接受心灵的洗涤与震荡，接受感动与悲恸的感染，凭借想象，抵达鲜活生动的主观现场。这是一个作家主体主动介入所要报告事件和人物的过程。它激活了作家的创作灵感、动力及源泉。在痛切的回忆与想象中，他在努力搜索和寻找那一辆辆消防车，那一支支消防队和一个个消防队员。他们如同电影画面和镜头一样，一一在作家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那些谁也无法再次亲历、抵达或复原的惊心动魄的场景，被作家重新唤醒和唤回了。这便是作家的创造，通过主观介入与主体想象，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事件现场。

　　当然，作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表现出客观现场和自己感受到的主观现场，而是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事件的本质，亦即何建明自己所言之“本质现场”。他不是简单直接地去描述那些公安消防英雄们是怎么死的、死得有多惨，死后如何安葬等等，而是要写出消防队员们在生死瞬间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最宝贵的东西，表现人们为了拯救那些受伤的消防战士永不言弃的努力和永不停歇的大爱，又是如何为那些逝去的英魂奏响忧伤动人的安魂曲。这些逝去的消防员，在直面极度危险时全都是面朝火海，都本能地作出了手臂上扬的动作。而这样的动作也铸就了一尊尊雕塑般永恒的瞬间。那是英勇的牺牲者的姿态。有的消防员死后，几乎变成了一把灰，有的连骸骨都找不着，为了慰藉他们的家属，战友们强忍巨大悲痛用心去捏出个人形来，为战友整容化妆，只为了安慰那些备受大恸煎熬的亲属。这是一曲曲悲切感人的英烈安魂曲，让我们时时处处都能体味到人性的光芒。

　　《爆炸现场》既描写了事件现场，又呈现了生命现场，表现了生死场上公安消防战士们的情感现场。天津港大爆炸，威力相当于450吨TNT(一种烈性炸药)，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场灾难，那是多么恐怖的一幕啊！作家首先从描述爆炸的威力起笔，如实再现现场的极度危险。在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作家的情感和思考，这是一部作家情感与思想都时刻“在场”的鲜明的“有我”写作，是一种主体主动介入的而非主观臆想的写作。何建明不止于表现惨烈现场，不是单纯描述灾难，而是采用观照现实、观照生活的手法，对灾难进行了全面考量，不是津津乐道于照相摄影式的反映和以惨烈血腥的展示为噱头吸引读者，而是力图超越灾难，超越生死，思考何为生何为死、如何生如何死，表现和彰显那些牺牲者和英雄身上最珍贵的至高无上的品质与精神。那就是人活着，总有比生死更重要的责任与担当，有肩负的神圣使命。那是人间的大义。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正是人是有情物。作家全书聚焦于一个“情”字，凸显人间美好而心酸的爱情、亲情、温情和战友情，表现人的大爱至情。既有极度威胁下消防官兵对百姓的无私救助和与战友的相濡以沫携手同行，与濒临死亡绝境的战友扶携逃离火场；也有大难之后，亲属们对受伤消防战士声声不竭的呼唤，最终唤醒了昏迷了四十天的张超方，更有医生们精心的全力救助、护士们热心的抚慰，使重度烧伤、几成“焦炭”的佤族小伙岩强苏醒重生，有美丽的姑娘林芬对丈夫那一息尚存生命的坚定守望，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的奇迹、人间的奇迹。在表现这些或平凡或不平凡人们身上伟大的人性光辉的同时，作者更是毫不留情地谴责、鞭挞和诅咒那些残害生命的孽障、那些生命悲剧的制造者，追问悲剧的由来，追诘孽障们的罪恶与罪责。

　　天津港大爆炸是一场大悲剧。在何建明的笔下，既写出了悲剧的惨重、惨烈，也写出了悲剧中英雄们生命的壮美、伟大。他是在书写废墟之上的人性之光、生命之花，思考的是生命与死亡、人生与幸福、生活与珍惜、欲望与罪恶等重大命题，因此，这部作品的价值显然超越了一般的灾难报告。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