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时光：我与王安忆（薛健）

　　认识王安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当时，我在上海一所学校念的是工科，却鬼迷心窍着了魔似的爱上文学，日日夜夜心心念念地想着写小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执著又偏执。一天，我怀揣着一叠零零散散的习作，换乘了好几路公交车又左寻右问才找到《儿童时代》编辑部，在接待室等候片刻之后，一缕清亮而爽朗的女声伴着温暖的阳光飘入：“谁找我？……”随声进来的则是一个身材高挑、端庄典雅的年轻女子。顿时，我紧张的语无伦次：“你……你就是安忆姐？！”话一脱口，自己都诧异了，咋就直呼其姐？好像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宛如遇到多年未见的亲人，我的内心无比激动又无限喜悦……愣是足足站了好一会儿才从怀里掏出那一撂稿子，双手抖颤着递给了安忆，她接过书稿语气温婉地告诉我等消息……那时起，我便结识了心仪已久的安忆姐——姑且称之为姐。之后，凡通信或打电话均称她为姐，似乎这样才能表达我对她的喜爱！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一个偏远城市的一家大型印刷厂工作，凡遇到厂里印的有品味上档次的文艺书籍，便会找科长讨要一套寄给安忆；安忆也会将自己签了名的作品寄给我，而那一天便是我特别幸福快乐的日子，也是我心里最为喜悦的时刻。五年后，我被调至省城的文艺出版社。优质的作者被视如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当时，王安忆不仅是读者所追捧的偶像，也是出版界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我改行不久，便将自己的遭遇和想法跟安忆倾诉，不仅得到她的同情与理解，更是受到她的宠信与相助。两年后，她将新近创作而未曾结集的散文作品均寄给了我。记得那天，我从传达室拿到那一撂厚厚的书稿，并把它紧紧搂在怀里，心儿扑通扑通跳得欢，眼里则有些湿湿的……我一路小跑似的走进办公室，佇立窗前，眺望远方……一群白鹭从远处湘江边腾空而起，振着洁白的双翅在云霞斑斓的天际下翱翔……

　　三个月后，那本让我感动给我温暖的《独语》新书成功上市，成为当年我社销得最好的文学图书，被媒体冠之为“一本温暖的书”。是的，因有这本温暖的书，我当年顺利取得编辑职称，且如沐春风，一路芬芳。两年之后，我责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就是王安忆的《富萍》。说起《富萍》，还有一段难以忘怀却羞于说出的小花絮：安忆曾应我之约给了一个中篇在我社《芙蓉》发，她附言：“寄上小说《飞向布宜诺斯艾里斯》，共六万六千五百字，倘要出书，望寄合同。”而我却笨拙而单纯地认为几万字不像一本有“份量”的书，竟然“贪心”地跟安忆说希望能给个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她没爽约，一年后便收到十五万字的《富萍》。然而，被我“淡看”的那个中篇却让一家出版社很快出了单行本，取名《妹头》，销量还不错。每想起此事，我深感后悔和愧疚！总觉得这事，我难辞其咎，愧对作者。尽管，善解人意的安忆没说什么，但我依然觉得羞愧难言不能释怀！

　　三年后，我又责编了安忆的第三本书：《王安忆说》。

　　我与王安忆有着三十余年的交情，凡工作上需要她惠赐新作或约请她当主编等，均如愿以偿。她是一个极守信又极真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她更是一个勤勉而简朴的人，除了写作这桩她一辈子所倾注的事情外，很少别的应酬。我多次去上海但见她次数并不算多，仅有一次的请吃，还是单位领导去了在她家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八个人花费不到四百元。而有次她约我到她家吃饭时，满桌的一席菜不说，还见到了她的多位至亲：除安忆夫妇外，有她父亲、她姐、她弟……那会儿，我整个人儿被浓浓的亲情包裹着，心里感觉很幸福！

　　是啊，我是一个有福之人。生命里能遇到像王安忆这样真诚的朋友，是我的福分；人生中有这样真诚的朋友，便是一种力量，不仅让你找回真我与自信，更让你感到温暖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