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卷——读《陕甘宁根据地实录》有感(肖思科)

　　2015年冬，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有两件事情引起党史界的高度关注：一是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和延安干部学院召开“中央红军长征 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理论研讨会”，作为官方组织的活动，自然有许多理论创新成果问世；二是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组织的“民间记忆：长征——图片故事展 览”，这是来自民间的热情，但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红色文化的崇高礼赞。本人爱好党史军史，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背着行囊五去延安，走遍陕甘宁边区，写了 《最后的圣地》等几部专著，始终对这一片“红土文化”保持着人文敬意。所以在欣慰上述纪念活动的同时，也希望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年后的今天， 能够看到关于长征“落脚地”和再长征、新长征“出发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作品。也就在这种期许之时，张隼洋洋洒洒50多万字的《陕甘宁根据地实录》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一

　　我并不认识张隼，但读书如同读人，我把他看作偶遇的知音。命运注定我与他在某个时空的临界相会，让我们有了这次精神的际遇。打开《陕甘宁根据地 实录》的封面，我从作者介绍中知道我们同龄同籍，曾同在一个系统也同时都在军队院校工作过。2006年他转业到武汉理工大学，我也在这前后到原总后勤部某 杂志社，这是我们不同的分道，但诸多“注定”的责任与思考，把我们锁定在这个红色史学的领域，让我有许多共同因素来分享他成果的灵感。

　　张隼的代表作包括《建党伟业》《汉阳造》《武汉往事》。从这些作品的选题，便可以认知张隼作为一个守诚和负责的史学工作者，同时也可从中窥见其 思想的起始脉络。应当说，荆楚之乡的忧患意识、大悟老区的红色基因和作者本人的人文积累等，构建了作者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基石，作者的军旅生涯是他纪实文 学选题的定向，是先天的人文基因加之他后天在军队受党教育的信仰皈依，使他选择了《建党伟业》这样的开篇课题。随之，他又在九省通衢的大武汉耕作了《汉阳 造》和《武汉往事》，后两部作品明显带着地域的痕迹，但其中明显贯穿着人文历史的深度开掘。就是这种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收到放的拓展，最终使他把目光 投向了《陕甘宁根据地实录》的创作。而这一次的目光投放，可能是作者自己也没有体味的一种下意识和潜意识的选择，是他自己创作修炼的必然归依，从而也使他 站在了一个人文史学的高度，这也是一个忠诚守责的高地。

　　历史留下许多不解之谜，延安城外宝塔山上的宝塔像一个亟待破译的密码，它用深邃的眸子打量着每一个来访者，仿佛在冥冥之中告诫每一个人：只有读 懂我的人，才明白什么是延安，只有走进我身躯的人，才明白什么是陕北，只有破译了我的人，才知道中央红军这支疲惫之旅是怎样从这里走向壮大和胜利、走向全 国和拥有未来的！

　　这是笔者28年前在延安宝塔山下采访时，并在《最后的圣地》一书中的苦思冥想。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考，是本人基于汤因比预见世界21世纪的文化 轴心在东方，司马迁“取源于南，收功于北”的古训，以及黄河地缘和人文初祖黄陵延脉等所引致的突发奇想。时至今日也就是说，认识世界必须认识中国的文化， 认识中国必须认识西北的地缘，认识西北必须认识陕甘宁在上个世纪初爆发的那场革命……也可以说，在那一场由土地变革引发的农运、兵暴和武装割据的斗争中， 蕴涵着人类几千年对自由的认识、对资源的守望、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析，以及对未来走向的探索。张隼把目光的投放点精确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从地缘的政 治分析、人文的深刻思考，特别是通过“五四”精神在中国西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西北农村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建设陕甘宁根据地，乃至党的武装在陕甘宁 边区的活动，勾勒了一幅包罗万象、波澜壮阔、摧枯拉朽的革命斗争画卷。而作者把这部作品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来展现，应当说这 部佳作的历史站位已先胜一筹，这部力作的透视剖析已发出先声，包括张隼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因此选项的写作课题，已站立在一个时代的制高点。

　　二

　　读张隼的《陕甘宁根据地实录》，明显感到作者受江汉说书人的影响，他用故事的连接和悬念的表述，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又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作者揭 开了1921年至1937年西北的历史，或者说是以上个世纪初的西北历史为背景，专门对1927年至1937年的陕甘宁根据地和边区武装斗争进行了生动的 剖析。具体地说，就是以大西北10年革命斗争史为纬线、以陕甘宁根据地建设的历史人物命运为经线，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农运与兵暴、割据与流寇、旗帜与政 权、领袖与民众、自由与民主等生生死死的历史活剧。作者的聪明和妙笔之处，有三个不凡的向度：

　　一是深远的历史透视和现实关照。张隼撰写《陕甘宁根据地实录》，是他第二度进入以党史研究为载体的精神领域，他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和文学形式是从 文化视角表现历史与未来，或者说他以一种不同视角的历史审示，既不是赞美诗似的，也不是神话和演义，而带有深远的历史透视和现实关照，在深沉地思考人类活 动的价值和价值的走向。通观全书，作者在背景中蕴涵着一种史观的深刻转变，既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如何变动向前的历史，也不是一种抽象观念理论的嬗变，他让 我们觉得无论是陕甘或陕北广大地域的革命活动，还有那些组织与群体，都是具有人文人本色彩的，具象到一个个体、一个人物、一个事件，都是马克思武装斗争理 论在中国的生动实践。而这种生动的成分，反映了人类思想与人类活动相结合的灵光，这也是共产主义的传播并改变中国革命性质、进程和形式的充分表现。至今， 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兴起、探索和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世纪，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营垒，这是 有特殊价值和深刻含义的。我们细读作者的作品，就会从那场天翻地覆的巨变中，感受最宏大、最具有生命力、最为深远影响的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在 西北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生动实践的史学价值、人文精神和未来趋势。

　　二是关注人物命运与事态的纠葛。张隼擅写人物，善于用人物的命运反观历史，擅长用人物的命运与事态的纠葛展现历史的走向和归属。我们从50万字 的作品中，看到了巍野畴、李子洲等西北党的创始人先知先觉与视死如归，看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者百折不挠、险象环生的人民领袖群像，看 到了张秀山、闫红彦、王世泰等出生入死、追求真理的将领英勇，也看到了高岗、李艮、李杰夫等悲情英雄，特别是作者还反映了在革命浪潮中大浪淘沙的叛逆 者……歌德曾言：真理属于人类、谬误属于时代。张隼就是把握了平行的视角，用批评的眼光还原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本相，使这部作品没有回避在左倾特别是王明路 线的影响下，那些脱离实际、对革命造成损失的瞎指挥者的脸谱，同时也把早期的陕西省委、陕东特委、陕甘特委、陕北特委等，包括中共上海中央局、北方局对根 据地的指导得失一篮尽收，使读者看到了革命、革命道路和革命方式的选择踏破铁鞋、来之不易。笔者三次读到刘志丹从黄埔到兵运、从失败到建军、再从迎接中央 到牺牲的经历，都是心情梗塞、欲哭无泪，可见作者春秋笔法使人荡气回肠。

　　三是把握了新现实主义的超越感。张隼采用章回体表现了陕甘宁根据地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看似平实，却蕴藏着现实主义的超越感。他从西北共产主义 小组的建立，到农运兵暴的形成，再到西北红军建军，乃至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都是以线和角的跨度，描摹的高对比，以及几何的对位排行，生动地展示了历史的 脉络。作者的叙事脉络多是进程式的，时而又截面化，特别是对英雄刘志丹等打造照金根据地的卓越斗争描写，作者穷尽笔墨，欲止又扬，顿而不滞，硬是让人切实 感受了“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景况，这是一种极其高超的极速变象。同时，他还几经挤塞了摄影的光感，使多个投射几乎化入凝固的音乐，使人感到不是直观的 层面，而是心灵与心境的再现。除此外，本人更喜欢作者切片式截取书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思想和渐悟，并进行具象而非抽象的说教，通过事件的排列组合，讲述符 合时代的隐悟，特别是反映了西北民众的禀性、追求和灵魂的镜像，抑或表达更为含蓄和缥缈，带有强烈意味的“烟花特色”，这是作者给我们呈现的超现实主义特 色，也是作者在文字把握上的善成与重大突破。

　　三

　　张隼这一部书研究了大量的“红色文化”。他在长期的研究与写作中，已养成对背景文化的驾驭和支撑。

　　中国最为独特的文化，就是具有千年精神和近百年衍生的“红色文化”。我们提到“红色文化”自然会联系到井冈山、遵义和延安等，殊不知这些与“圣 地”并联的文化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主导文化，而以地方史志为基础的“红土文化”命题，重点表述了底层民众创造历史 的张力，这当属张隼的有力发挥。

　　在中国乃至世界，当今华夏大地的“红色文化”正呈现汪洋恣肆之势，但其下位或者说与之相生相伴的“红土文化”，也到了破茧之时。自《星火燎原》 丛书系列开篇以来，反映“红色文化”的书籍可谓高潮迭起，但就符合 “红土文化”的价值及体系的构建，似乎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笔者由于研究党史军史，也曾接触到大量原生态的史志，包括《井冈山的斗争》《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文献资料》《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等，这些都是我党历史文献的宝贵财富，但在人们阅读已通俗化的今天，就这些史志如何 转化为通俗的、非演义性的和再生研究的纪实文学作品，与读者的期待恐还大相径庭。张隼站立在潮头，显示出了党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的优长，特别是他立 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集约式的综合分析，并写出像《陕甘宁根据地实录》这样的优秀作品，既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对“红土文化”的开疆拓土，亦是有贡献 的，至少填补了陕甘宁根据地全景式写实的空白。

　　我极其看好张隼在“红土文化”的研究与写作上将大有作为。严格地讲，对“红土文化”的研究写作及出版传播，这是一个站在新起点上的时代课题。而 在此时，我们再来看待“红土文化”的研究与开拓，是多么具有现实意义。无疑，张隼是这一领域的觉悟者。他对党忠诚，出生在红土地，当过兵，善于做学问，又 精于文学，无论思想和语言都能接到地气，与读者息息相通，我相信他将会进一步挖掘“红土文化”的存量，并从中找到将开拓的增量。同时我也希望他发挥在《建 党伟业》和《陕甘宁根据地实录》中所探索的路径，并在该领域发扬光大。

　　总之，张隼的《陕甘宁根据地实录》和他一系列的创作，已显现了作者在这条道路上崭露头角。虽然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感觉还有一些生涩，甚至缺乏一 些文学技巧训练，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与史、特别是在党史纪实文学的写作道路上走的更远。我衷心地祝福他取得更多、更大、更具生命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