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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者的“寻暖”与“霾”的隐喻(郭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28日10:35 来源:北京日报 郭艳

  陶丽群《寻暖》(《青年文学》2015年12期)以温婉而尖锐的笔触进入到被伤害女性的内心,在深水静流般的叙事中,呈现出悲惨人生境遇中女性挣脱被物品化、被奴役命运的抗争。作者将少女成长的曲折心路和被拐卖妇女的精神痛苦相互映照,来自社会的伤害和来自家人的出卖一并让亲情蒙羞。无爱的成长和被当做物品的命运让少女和沾满污名的“她”相互怜悯同情,建立起真正亲人般的情意。荆永鸣《出京记》(《十月》2016年2期)是打工妹的老题材。小说摒弃了叙述者的同情腔调,也屏蔽了对打工妹苦难化、欲望化的摹写方式。小说的重心在于叙述美丽、精明、能干的农村女孩在身份、地位和精神生活上融入城市的艰难。打工妹们结束身体在城市的流浪,她们在城市无所皈依的精神漂泊依然是最残酷的现实之一。

  王刚《喀什噶尔》(《当代》2016年1期)题记是:“青春痘时代的青春痘祭”,这依然是一部具有非凡文学才能的成长小说。青春期的伤感迷惘和马群的长笛声一起回响在喀什噶尔,而这些都以一个个少女背影为绚烂的叙述基调。少年的身体与精神在一个体制化的年代疯长着,他的单纯鲁莽和率真简单,甚至于胆小、自私和狭隘,这些都在对于正常人性的坚持中显示出无可置疑的精神主体性。而那块在王蓝蓝面前掏出的“皱巴巴肮脏的手绢”,无疑是对于青春痘祭最为恰当的象征和隐喻。

  在近3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下岗、分流、股份制等等社会体制的变化,工业题材日渐淡化,工人个体也日趋消融在日常性经验叙事中,工人阶级已经鲜被提及,然而产业工人并未消失,其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依然可以成为具有独特性的文学叙事。李铁《水边的阿迪利亚》(《中国作家》2016年2期)通过叙述水班女师傅张丽亚一系列故事,重现了当下女工人的形象。1980年代工厂女工大多有着明朗、单纯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淳朴善良和浅陋简单成为女工人的标签。而当体制不再从先进工作者、劳模的角度给予工人阶层以精神上的加持和褒扬的时候,工人们除了劳力赚取金钱,除了在企业流水线麻木地机械劳作,或者经历下岗分流之后的失落痛苦之外,他们依然存在着丰富活跃的情感和精神感知。张丽亚是一个经历人生苦难而坚韧包容的女性,这个女人对于人性宽度和厚度的理解无形中改变了水班八个男工人混沌、粗鄙的内心。小说从水厂寻常故事讲起,落脚到人性的理解和善意。苦难在这里不着一字,却显示出女工人张丽亚超越苦难的精神主体性。一如萨特所言: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够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如果说李铁笔下的工厂和工人属于一饮一食的城市平民现实生存,那么邱华栋则更多聚焦都市男女的欲望特征。《云柜》(《当代》2016年1期)在洞察世事的清醒叙事中,小说张弛有度又绵密细致地勾勒出一幕生子闹剧。通过作者的层层调度,凸显出女主人公功利主义算计的深心和强悍,最终,这种没有母性和妻性的女人在强大的传统男权视角中彻底溃败——“云柜”也最终抵达了小说的反讽和隐喻。

  晓航《霾永远在我们心中》(《十月》2016年2期)叙述了发生在两个虚拟城市的爱与爱欲,隐喻当下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人心颓败荒凉中岌岌可危的精神伦理困境,两对男女主人公无疑影射了现代城市人的自私与卑怯。作者精心虚拟出两座城市,终日雾霾缭绕的离语城和貌似洁净却即将干渴而死的新安都,在这里,朋友是用来出卖的,身世是用来欺世的,艺术甚至生理缺陷都是可以用来骗人的……“霾”作为巨大的隐喻盘旋在整个星球以及每一个还有着正常感受力的人的内心深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小知识分子题材在当下依然能够听到百年后虚弱的回应。李师江《非比寻常》(《当代》2016年2期)通过“我”在都市日常性生存经验的凌乱叙事,非常真实地呈现了当下小知识分子的落寞与纠结。“我”既不愿意随波逐流安于平庸,又无法安适自己躁动的肉身与精神。心里有着对于乡土亲人不绝的思念和牵挂,但是却因为长久的隔膜无法表达彼此的内心,“我”甚至在物质和精神上无法给予老父老母一丝安慰。这种懦弱、卑怯和自私是通过袒露“我”不堪的个人生活而实现的。对于青年来说,似乎要么在被规训中世故成熟,从而可能获得世俗的成功;要么在无限延长的青春期中成为需要忏悔与救赎的浪子。只不过,当下的虚无幻境中的青年,不再有郁达夫式的弱国寡民的呼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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