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诗篇浑漫与——王蒙和他的“季节系列”长篇(汪兆骞)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26日09:51 来源：北京日报 汪兆骞

　　编者按  

　　草长莺飞的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迎来了60周年华诞。60年来，这座位于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小楼往来无白丁，堪称新中国的文学史最权威的见证人。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多年的资深编辑汪兆骞的著作《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讲述了自己与中国当代文学大家的相交往事以及他们成名作的诞生故事，堪称一本个人视角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让我们管中窥豹，听汪兆骞聊聊他眼中的王蒙——

　　穿灰西服的中文老师

　　劳改时王蒙自称一顿饭能吃一斤多窝头，而且不拉屎。问其故，曰：“劳动将它们全部转化为热能。”

　　我是王蒙先生的学生。与王蒙先生的自谦“我是学生”不同，王蒙先生的的确确当过我的大学老师，与我有过两年师生相处的既简单又难忘的经历。

　　初次见到王蒙，是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一个很明丽的初秋的一天，中文系主任和王景山先生领着一位身着崭新灰色西服打着领带的年轻人，走进我们的教室，极简单地向大家介绍说：“这是王蒙，今后他将是你们现代文学的辅导老师。”王蒙向大家点点头，他那瘦削的脸上并无表情。

　　我是在这年暑假时，从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处，得知王蒙要到我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当老师的。

　　我家住遂安伯胡同，与严文井住的东总布胡同非常近。1959年读高三时，军旅作家王愿坚带领我拜访了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从此成了严老家的常客。王愿坚家住禄米仓胡同，离我家一箭之遥，算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1960年，我曾读过王蒙1956年4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时，因此小说成名的王蒙已被打成“右派”，但我还是很欣赏“少共”作家的勇气和才气。

　　王蒙生于1934年，时年28岁，比我大六岁，比我班中年长的，也就是大三四岁。但他的履历，令我们相形见绌、叹为观止：他1948年入党，翌年十四岁半取得干部身份，1950年16岁到北京女二中党支部巡视，19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虽因此沦为“右派”，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此曾几次为他说过好话，那还了得吗！

　　1962年，虽然刚刚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政治斗争相对缓和，但深入到人们骨髓里的阶级斗争意识，仍然让大学生们对曾经的“右派”王蒙还是多几分警惕和疏离。并不像《王蒙自传》中所说，大学“它的气氛是美好的，清洁的”。他在自传中提到的冯立三等一大批莘莘学子，在王蒙离开不久，被打成了反动学生，便是血淋淋的事实。

　　当然，中文系的学生，大都有文学之梦，崇拜作家很是正常。但开始接触王蒙时，他的那一脸深奥的严肃，那套一上身后就再未脱过的灰色西装，让学生看不清躲在壳子里的王蒙。我将这种感觉告诉严文井。严文井笑着对我说了句：“那不是真正的王蒙。”

　　果然，接触久了，有了与王蒙平等的乃至天真的倾心交流，情况不同了，在他充满睿智幽默而不失真诚的话语中，举凡小事、大道，都让我们感觉到他的人生至理，还有深深的人生伤痛。一次下乡劳动时，问到他落难后到潭柘寺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劳动的情景时，他不讲自己，却讲了那里批斗会几乎都在深夜进行，《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被批得昏倒在地，夜夜鬼哭狼嚎。劳改时王蒙自称一顿饭能吃一斤多窝头，而且不拉屎。问其故，曰：“劳动将它们全部转化为热能。”

　　王蒙谈往事时，总是举重若轻，这是王蒙面对人生困厄的自信？还是拥有智慧的煎熬和困惑的痛苦？

　　真正让大学生有些莫名的是，作为中文系助教的王蒙，平日里从不与学生谈论文学，即便是你主动向他请教文学问题，他总是跟你打哈哈或机警地把你引向别处。你根本无法知道他的文学观念是什么。于是不少大学生说，一个只读过初中的人，你能指望他教给你什么学问？

　　但当他走上讲台，给学生辅导鲁迅散文时，学生们才真真见识了王蒙的才学和襟抱。

　　那次他讲的是鲁迅的《雪》。大学教材里，与鲁迅有极深感情的冯雪峰，在解读此文时说，南方的雪，象征自南而来的北伐革命。而王蒙则认为，鲁迅笔下北方的苍劲孤独、悲怆奇倔的雪，现出了鲁迅的风骨。王蒙说：“我们假定鲁迅写雪的时候并非有意识以北方的雪自况自喻，但是既然是鲁迅，他的书写对象上就浸透了鲁迅的悲怆与伤痛，孤独与奇绝。”雪与人间社会的关系可以不是比喻关系，却必然是联想关系。

　　教室一片寂静。在教室里听王蒙讲课的我，突然发现进入化境状态的王蒙，是如此滔滔不绝，这般的神采飞扬。他那连珠的妙语，把高深的理论、玄妙的概念、奇异的想象转化为深刻的道理、文学的知识和令人豁然贯通的启发。

　　当身着那件已略显陈旧西装的王蒙，结束了如诗一般充满想象、充满智慧、充满创见、充满章法、充满和谐与挑战，又充满了激情和灵感的讲座，教室里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到了1963年12月底，王蒙突然宣布他将去新疆工作，这让我们既震惊又失望。中文系的总支副书记毕玲(丈夫为后来当了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在中文系的一次文学活动中告诉我说，王蒙是位有才华的作家，他选择到生活中去，不愿囚禁在校园，我们支持他的选择。

　　与王蒙告别，没有什么仪式和活动，那时不兴拥抱，我无语地握了握他的手。那天，他穿了一件厚实的新棉袄。表情如往日极为平静。

　　诗人王蒙

　　这部小说早在1956年就投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清样打出，却几次搁浅，到了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时王蒙已45岁，而我也快到不惑之年。

　　王蒙是1979年调回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的。

　　我和《十月》的编辑也是北京师范学院的学弟章仲锷去看望了阔别16年的王蒙先生。我告诉他，去年我读过他的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最宝贵的》，感觉很亲切。

　　王蒙比当助教时略显胖了，也强壮些，脸上的微笑更轻松自然。我留意到，他身上的穿着干净得体。记得16年前他的那套灰色西装渐渐变得油渍麻花，有时一抬手，会有毛线从袖子里秃噜出来，劳动后躺在炕头，跷起的脚上袜子破得露出白白的脚后跟。

　　我知道，那是对命运不公的一种抗争，或道家的虚静，恬淡而坦然是他生命的基色。用我们学生的话，那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绝顶聪明。

　　王蒙频繁搬家，不妨碍我不断到他的新居去看他。但从1985年到1989年间，他先后当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后，我一次都没再登门拜望。

　　1985年，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优秀小说奖，在南京举行颁奖大会，因我责编的《麦客》获奖，也忝列责任编辑奖而应邀到南京。王蒙作为作协负责人与葛洛等到会，主持大会并讲话。王蒙因才学而超脱，因超脱而幽默，在他讲话时，顺便也幽了我一默。《麦客》是包括王蒙任主编的《人民文学》等七家文学期刊的退稿，我却把他发在《当代》。对此，王蒙在会上笑着打哈哈：“兆骞，邵振国(《麦客》作者)给你送了什么礼，才发表了他的《麦客》？”以这样的幽默方式夸他的学生，振国大笑，我也大笑，大家都笑。会后，我们师生二人合影留念，如同当年我们一起劳动时，在果林里谈笑那般亲切自然。

　　不去攀附，不等于不关注，我关注的是作家王蒙。

　　“五七”历劫归来的王蒙，在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的视角中，自有他特定的、不同的艺术追求，体现出他情感的特质和流向，以及审美把握方式和他独特生活经历之间的联系。他重回北京后的创作，探索是多方面的，既继承文学民族传统——对诗意的追求，又借鉴西方现代派特征并作了中国化和个人化改造——富于哲理，形成了王蒙小说的独特艺术气质和特性。

　　很早以前，陆文夫就说过，王蒙是个诗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篇小说选刊》开完颁奖会之后，我与陆文夫谈到王蒙的创作。陆文夫说，王蒙的《蝴蝶》以一位老干部回忆为背景，对历史和个人命运作了心灵上的总结。王蒙还将“庄生化蝶”故事，引入小说，既寓含历史的迷惑，又包蕴梦醒后的复归。不具有诗人的禀赋，何以有小说中的自由联想，时空交叉，情感跳跃？我深以为然。

　　我喜欢王蒙发表于1986年的“新大陆人系列”小说。这五篇系列小说，是王蒙以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品。它们都有实实在在的历史和地域背景，有具体的时代生活的描绘，有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人物性格。不仅表现了历史沉重的反思，还包括对人生秘密的探寻，形成了沉郁而庄重的内核。

　　同年发表的《名医梁有志传奇》让人读出了王蒙创作的复杂性：他笔下的人物既有人生的被动与无奈，又有人生不变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我把梁有志视为王蒙自己的写照，他有过早春阳光大道的喜悦，有过真诚却被误解的困惑，有过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辱和痛苦，不泯的是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王蒙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1953年动笔，1956年定稿，“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王蒙语)。《青春万岁》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刻画了郑波等一批中学生形象，小说洋溢着时代的激情和青春活力。

　　这部小说早在1956年就投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清样打出，却几次搁浅，到了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时王蒙已45岁，而我也快到不惑之年。经过“文革”的淬砺，再读《青春万岁》，早无感动，只剩唏嘘。

　　倒是王蒙当了文化部长后198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博得文坛的一片喝彩之声。这部小说以独特的艺术眼光和发现，从微观的性格剖析发展到一种宏观的文化的讽刺。我们并可发现，王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和心理结构的开掘，已进入了新的层次，创造了倪吾诚“这一个”充满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

　　小院里的“季节”

　　我们都摘掉护身的铠甲，笑谈文学江湖的波谲云诡，戏说文化圈子里的逸闻趣事。红枣熟了吃枣，柿子熟了摘柿，时间久了，于言谈话语中，王蒙的写作计划就事先知晓，抢先弄到手。

　　我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了几年教师，后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编辑。昔日的老师王蒙与我，成了作家与编辑的关系。国家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下属国家级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给王蒙提供了与他相匹配的文学平台。于是，也就有了学生为老师服务的机会。特别是他卸去文化部部长之职后，与我社住对门的他家四合院，成了我自由出入的地界儿。位于北小街口的那座小院，原是夏衍的府第，王蒙当了部长后，搬了进去。

　　因为常往那有着柿子树、枣树的小院里跑，总有一搭无一搭与老师东拉西扯，或经常给要拜访王蒙的作家带路，或王蒙出了新书登门去讨要。我们都摘掉护身的铠甲，笑谈文学江湖的波谲云诡，戏说文化圈子里的逸闻趣事。红枣熟了吃枣，柿子熟了摘柿，时间久了，于言谈话语中，王蒙的写作计划就事先知晓，抢先弄到手。便有了责编他“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机缘。

　　1992年我社先出版了王蒙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此作是继《夜的眼》、《深的湖》、《活动变人形》之后，再次聚集笔力，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心灵史。

　　从《恋爱的季节》中，我们读出王蒙回首历史时的沉重慨叹，这是他面对历史真实时内心世界中理性与感情的激烈冲突。与《青春万岁》不同，这里没有驯顺归化主流意识形态，而是构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叛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

　　当时我猜想，王蒙后面的“季节系列”，有可能突破生活表层现象，进入生活深层结构，去发现光明背后的阴影，去悲悯或自怜无力主宰自我命运的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并去揭示他们人性的坚守和失落，很值得期待。这就是我紧紧盯死王蒙“季节系列”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收获了“季节系列”。

　　1994年、1995年、1999年，我分别从王蒙手中依次拿到他的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分别发表在同年的《当代》上，又分别出版了单行本，又于2000年，将四部“季节系列”统一装帧，成套出版。

　　作为“季节系列”的责任编辑，我在审稿意见上，表述了这样的评价：

　　“季节系列”，以磅礴恢宏的气势，汪洋恣肆的文体与波诡云谲的笔触，呈现了那个漫长而特殊年代中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早春阳光大道，满怀真诚与热情的知识分子，遭受误解、凌辱，饱受种种精神磨难乃至肉体摧残的生活图景，或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灵魂史。

　　曾因在文学上的真诚和大胆的思考，长期以来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经受精神磨难的王蒙，以亲历者的身份，以“季节系列”投注自己对历史、社会、时代、人生的质疑和思考。小说在透视世道人心，特别在探索知识分子灵魂，直指人性深处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尝试。

　　“季节系列”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削弱了小说自由虚构的魅力和刻画人物的神韵。此外，王蒙排山倒海般的语言瀑布，毫无节制的“排比”，都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无法“力排众议”

　　让我惊讶的是，他让我到财务室，给王蒙预支五万元稿费，立刻送到王蒙家里，并说，《狂欢的季节》就发在1999年第六期《当代》上。

　　多年后，再想起这篇审稿意见，真让我汗颜，无地自容。

　　“季节系列”，原本就是文学化了的王蒙人生经历。“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王蒙)，王蒙准确把握了钱文与王蒙的“似与不似”，才使钱文成为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这一个”，成为堪称典型的文学人物。

　　关于王蒙一直放不下“文以载道”是与非，难以说得明白，但他小说里的戏谑性巧智风格，怕不能视为轻松，该是一种沉重。他那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和文字的宣泄，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失落后的叹惋？同时又何尝不是他们这代人令人动容的文化乡愁呢？

　　但编辑部对《狂欢的季节》有不同声音。对此，编辑部于1999年10月16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此事。会上不少同仁以其“自传”体，缺乏小说艺术魅力，而且已发表的“季节系列”前三部并无多大影响为由，反对发表。还有人提出写“文革”犯忌，还是小心为好。

　　我一再陈述《狂欢的季节》的文学叙事以“文革”悲剧为背景，“狂欢”，是以喜剧形式再现真正的悲剧。“自传”色彩虽削弱文学的虚构想象的艺术力量，但“经验世界”是王蒙小说独辟蹊径的一种艺术特色。

　　王蒙的独特的人生经历本身，赋予了他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构成真实而又宏阔的境界。至于“文革”只是背景，既未正面去写，也未涉及上层，此类作品颇多，不足为虑。

　　但我无法“力排众议”，未能说服众人。主编于10月25日在终审意见中写道：“由责编摘出疑问较大者，请作者考虑作一定的删改……为刊物和读者考虑，似可以照顾市场为由征得作者同意后，在《当代》明年二期节选刊发《狂欢的季节》的基本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书。当否，请社长、总编辑斟酌”(《文学编辑四十年》)。

　　主编的意见已比一些同仁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算是很大度宽容了，但要作者“作一定的删改”，并只发“基本部分”，且推到下年二期，即2000年4月发表，我不敢苟同。

　　情急之下，我只能再搏一次，于是找到社长聂震宁，向他重述了我对《狂欢的季节》的意见。作为作家的聂震宁，刚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正是我带他去拜访王蒙的。他微笑着听完我的陈述，然后极精辟地阐述了他对《狂欢的季节》的意见。他认为王蒙的“季节系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其他同龄作家那样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是善于领悟生活对艺术的启示；善于把生活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多方面尝试结合起来，开风气之先；探索生活，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他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重要位置。

　　聂震宁对王蒙“季节系列”小说的积极评价，让我并不惊奇，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位很优秀的作家。让我惊讶的是，他让我到财务室，给王蒙预支五万元稿费，立刻送到王蒙家里，并说，《狂欢的季节》就发在1999年第六期《当代》上。根据编辑部分工，《当代》的二、四、六期，由我具体负责。困扰我多日的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

　　10月底的北京，虽然略有凉意，却天高气爽。我到王蒙家把支票交给王蒙，他有些奇怪。笑曰，贵社从没有预付稿酬的恩典呀，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嘛！我说：雪花银子拿到手，还说怪话，你就偷着乐吧。直到今天，我从未将《狂欢的季节》这段曲折经历告诉过王蒙，也从未向外界透露。出门时，师母送我，指着柿树上黄黄的盖柿子说：“熟了，不摘鸟就吃了。”我得令般，立刻搬梯子摘了几个。甜中有涩。

　　选编自《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