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死？何以生？(李清晨)

　　《死亡的脸》：(美)舍温·努兰著，杨慕华译；《生命的脸》：(美)舍温·努兰著，林文斌、廖月娟译；中信出版社出版。

　　自古以来，死与生就一直是中外哲学家争论不休的谜题。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主张对死亡存而不论、回避搁置，执着于现世的生活；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则提出“向死而生”，主张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生活；一些宗教则构筑死后虚幻的天国，以期消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获得精神慰藉。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大概更钟情于向死而生的观念，但“勇敢地面对死亡”须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在生物学层面上真正了解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以及生与死的关系，否则一切有关生死的讨论都是空中楼阁。那么，我们应该通过哪种途径去了解呢？

　　现实世界里，医生当然是最接近死与生的人群，对此理应比其他人有更高深的见解。但我们显然不可能都通过成为医生这样的方式来了解，是否有退而求其次的途径？比如有这样一位医生，他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细腻悲悯的情怀，同时又具有高超的叙事说理能力，由这样一个人写一本介绍死与生的书，是不是会让我们通过一条捷径更加了解死与生？

　　幸运的是，这样的医生与这样的书，居然早就存在了。他叫舍温·努兰，他写就的《死亡的脸》和《生命的脸》，前者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入围普利策奖；后者在内容和体例上与之一脉相承，是对前者必要的补充。因此，我更愿意将这两本书视为不可割裂的同一部作品，在此一并向读者推荐。

　　《死亡的脸》讲了不同疾病导致的相同结局——死亡；《生命的脸》则用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抢救为开篇，次第展开人体这一完美精妙的小宇宙是如何在各种惊涛骇浪的动态中调整平衡的。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无比枯燥的基础医学理论，也可以用那样感性美妙的文字来描述，可以写得如此婉约动人。

　　从成人综合医院到儿童医院，我也见识过不少类型的死亡，但仍然被作者所描绘的死亡历程所吸引；我也曾经历过奋力抢救成功后的狂喜、治疗过程中九曲回环的煎熬，但还是被作者的“过五关斩六将”所震撼。医者的义无反顾与热血豪情，病人于绝望处升腾起的强烈求生欲望，人类在对抗死亡时所展现的顽强不屈的意志，细胞组织器官及系统为避免死亡而进行的积极调整、苦苦挣扎，凡此种种，融汇成一幕幕璀璨的生命焰火。

　　《死亡的脸》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讲阿尔茨海默症的那一章。在所有的死亡路径中，这是最让我感到恐惧的道路，因为这事实上是一种双重死亡，早在肉体归于寂灭之前，灵魂已然扭曲变形，给至亲家人带来难以名状的无尽痛苦。努兰希望人们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死亡，但有谁会选择这种双重死亡呢？而《生命的脸》中提及的病例，被高明的作者渲染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其中一个病例甚至让我7岁的女儿亦听得如醉如痴。

　　在医学人文写作领域，努兰是标杆式的人物，这两本书又是他诸多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很值得国内的同道们学习和借鉴，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作品就完美无缺。由于作者张扬的想象力与热情，对有些生理病理的解释方面不免感性有余而严谨不足。比如作者多次强调病人的求生意志和心理状态对凶险疾病预后的积极影响，其实，造化神奇，进化至今的人体，早已形成了一套不受主观控制的防御与修复机制。在这方面，另一本同样著名的科普书《众病之王：癌症传》就处理得好得多。其作者悉达多·穆克吉在谈到癌症治疗的精神心理所起的作用时，认为倘若指责一个癌症病人康复不佳乃是因为其心态不够积极，这是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很多心态积极的患者也难逃致命的结局，很多情绪消极的病人也存活至今，过于强调精神状态对凶险疾病的预后影响是非常危险的。精神状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凶险疾病的预后，至今也没多少确切的证据，顶多只能算一个特别符合人们心理预期的假说。因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喜欢失去掌控的感觉，哪怕面对必死无疑的凶险结局，也绝少真的有人可以坦然面对。

　　何以死？何以生？当你读完这两本书时，也许你已经可以给出新时代的解释了，那个答案将是属于你自己的生命哲学。正如译者在后记中所说：“戴上努兰的眼镜，让死亡变得清晰。聪明如你，打算戴上这副眼镜了么？”(本文刊发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