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自己投案自首(雷平阳)

　　几年前，云南某县曾发生过一个案件。

　　一个中年妇女在玉米地里锄草，一个男人从地边走过，看见了她，便动了邪念。开始的时候，女人有激烈的反抗，随后放弃了反抗，最后，甚至将此视为生活额外的奖赏。事后，女人没有去派出所报案，第二天，派出所的人却找到了这个女人，说那个男人投案自首了，希望她配合调查。当派出所的人准确地说出案情，她只能把案情又复述了一遍，当然也顺势表达了她从天而降的屈辱与愤怒。事情还没完，令这个中年妇女想不到的是，法院审判的那一天，在法庭上，她看见的“强奸犯”并不是强奸她的那个人。

　　我把这个案件写成了叙事诗《电线上的人》。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出“强奸犯”的合法身份，并对他病态的动机和心理进行道德分析。人性世界中存在着太多的挖掘不尽的另类奇观，这个案件也的确隐藏着现代人荒诞、孤绝而又不可言喻的生存困局，如果将其呈现出来，当然非常有意义。但我不在意这个投案自首者渴望被审判的个体原因，我从案件的文字叙述中，一眼选中的只是“投案自首”与“被审判”这两个词条。事实上，这个投案自首的人是电力公司的线路工，案件发生的时候，他刚好在现场之上的高压电线上作业，看见了一切。作为一个不为人知的证人，以他说出的案情为据，谁也难以否认他不是作案者，因为他手里攥着真相。中年妇女可以否决他的指认，但却找不到服人的依据。由此铺延开来，作为一个生活在诸多“作案现场”上的诗人，从这个案件中，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写作者的身份。当真正的罪犯成了隐匿者或偷欢者，我就是一个一厢情愿地投案自首的人，在接受着审判，在审判席上揽罪，滔滔不绝地陈述着。有所不同的是，案件里投案自首的家伙肯定有着个体性隐疾，从其身上认领的身份，则被我赋予了怒目金刚式的角色意义。而且，更多的时候，审问或审判自己的人也就是我自己，我是在自己揽下一身罪责之后，然后投案自首。

　　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多数的诗人似乎都热衷于追求能引起“共鸣”的公共经验，强调虚幻中的经典性。对此，我很惶然，只能惺惺走开。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设定任何可以抵达或不可能抵达的标高，置身于冷僻的地方，看见、想到、写，有感而发。我自认是一个群山后面的行吟诗人，远离红尘也被红尘所弃。多年来，我一直围绕着“云南”进行写作，而且早期的诗歌抒情的成分压倒了叙事，文字里有一个孤独而又快乐的山水郎。后来，心里的世事多过了烟云，虽然还以云南为场域，但我的诗歌里出现了硝烟一样的叙事、刀戟一样的悲鸣，以及寺庙里的自焚。从《云南记》到《基诺山》，两本诗集中，如巴列霍所言：“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我则把我捣碎成了无数的人，诗里面的我，是流浪汉、记者、匿名者、樵夫、偷渡者、毒贩、警察、法官、囚徒……然后才是一个诗人，要命的是，我的体内，得供养如此多的角色，得承担如此多的命运。

　　也许杜甫式的写作不是诗歌大神开列出来的诗歌正道，我却踏上了这艘幽灵船，没有彼岸也没有归途。一个自己不放过自己的人，他决定不了自己的命数。惟一的安慰，他一直是他手中那支笔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