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楼”望见好风景(王培元)

　　郭娟戏称和我是“同号人”，盖由于我们同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在这栋虽被称为首善之区的“文化地标”，却愈来愈显得衰惫破旧的老楼里，一起“混”了几十年光景。

　　有时想想，冯雪峰、聂绀弩、牛汉、韦君宜……曾在166号作过编辑的前贤先辈，哪一位没有足可传诸后世的著作？谁说“为他人作嫁衣裳”，铁定了就是编辑这一默默无闻的行当值得炫耀的“光荣徽章”和不可摆脱的 “职业宿命”呢？鉴于此，每每同事有作品出版，作为“同号人”，都会怀着由衷的欣悦之情。近日，读到郭娟的新作《纸上民国》，更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亲切感。

　　郭娟现任《新文学史料》主编，出书于她并非头一遭，但此著似乎更引人注目。辑入其中的文章，大抵谈书、评文、写人、忆事、论史，轻盈跳荡的文思，微妙细腻的感受，清新别异的文句，有如闪闪的珠子散落在字里行间，让人读来饶有兴致。

　　“如果没有鲁迅，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会低矮一大截。”在书里她这样写道。她把鲁迅视为“圣斗士”，私下里和我曾说过：鲁迅是定盘的星，是度量衡，咱们都受惠于鲁迅。这书专门写鲁迅的文章就有三四篇。而她的文学史坐标是群星璀璨的，除了鲁迅，还有诸多各种政治文化取向、各种精神艺术风貌的民国文人：“才子革命家”瞿秋白；风度翩翩的“胡博士”胡适之；搞政治做学问当爹赚钱样样干得风生水起的“超人”梁启超；由叛逆、自由到荣耀、隐忍的郭沫若；魅力在于其“人生的丰厚”的丁玲；满腹锦绣文章，课堂上却毫无风采的沈从文；极欲回到写作巅峰状态而不得的极度痛苦的曹禺；文人中的阔人、“现代贾宝玉”徐志摩；浓发像奔驰的骏马般一甩一甩的路翎……每个人物她都找到一个自己最善于切入的角度，刻绘出他们的才调丰神。

　　或许此著最出彩的地方，还是那些对常人忽略不见处进行描述和评说的文字。郭娟擅长捕捉历史细节，不避零碎支离，就像她在166号的后楼上班，常常“瞥见”前楼的同事难得见到的“后楼风景”一样。

　　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研究大都指向其伟大，但郭娟却常常怀想鲁迅的“小”。她之所谓“小”，是指许广平回忆中属于“酷”那一类的鲁迅的“老师范儿”；是指丁玲追怀“左联”开会时，鲁迅安静地坐在那儿，极有耐心和涵养地听着青年作家发言；是指萧红忆念初次拜见鲁迅，倾谈后的深夜，空中飘洒着雨丝，病弱的先生执意送他们到大门外，还指着一个“茶”字幌，叮嘱说记住这个就找到我家了；是指恋爱中的鲁迅，《两地书》原信里那个平凡而睿智、幽默而深情的鲁迅……这些“小”的地方，尤使人感到鲁迅的可亲、可爱。

　　正由于独特的眼光和情怀，郭娟才会着意记下如下小事：“文革”中农场工人老雷头和“监视对象”丁玲的日常交往；郭沫若于十年浩劫在一本英美抒情诗集中随手记下了自己的译诗；老舍与赵清阁“燃烧起埋葬了许久的热情”的“至尊的爱”……这些事似小实大，可以由此观察、了解作家复杂而又隐秘不彰的内心世界。

　　美食家汪曾祺在她笔下，是一位“生活家”——那种我们偶或得遇的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兴趣盎然的人物。“生活家”与“圣斗士”一样，大概均系她的“发明”，慧眼发现且又大胆“命名”。像这类文字，皆可见出她独到的体察和思考，她的锦心绣口，她的文字趣味。

　　跳荡不羁的文思，闪转腾挪的笔墨，在《艾玛去逛世博会》一文中有最出色的呈现，开篇先述福楼拜的小说人物包法利夫人跟着情人去逛1855年巴黎世博会，然后由此虚构世界一下子拉回到现实社会中，写徐悲鸿、蒋碧薇、张道藩、常玉、邵洵美等中国留学生参观1925年巴黎世博会，写他们各自的兴趣及日后的人生；又跳到担负中国馆总设计使命的张仃，为1956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了如同瀑布一般流泻的丝绸展览，轰动巴黎；再谈人到哪儿“摩登就到哪儿”的张仃，如何“包装新中国”，如何“包装”当年的延安作家俱乐部；文末又兀然联想起名媛“痞女”洪晃的一句话：“这时代每个中国男人身边都有一个包法利夫人！”如此行文，着实出人意料，又实在颇有意趣。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和郭娟以及另一位老编辑，一起跟随牛汉先生，先后到和平门红顶子楼、皂君庙社科院宿舍拜访端木蕻良先生和舒芜先生。对彼时在端木家的情形，郭娟忆叙道：“端木老态龙钟地坐在轮椅里，正拼着老命写小说《曹雪芹》。钟耀群夫人去别的房间的时候，牛汉弯下高大的身躯，附在他耳边大声说：写写回忆录吧，写写萧红吧！端木只是嘻嘻地笑着，并不作答。”——这个细节，幸亏她真真切切地写出来，而粗心如我者，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