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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的历史感何以确立——从《北鸢》看葛亮的意义(王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20日09:23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 迅

  继《朱雀》之后,葛亮历时7年写出“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北鸢》,再次以介入历史又逼近日常的气度引人注意。葛亮是地道的学者型作家,文字之 考究,逻辑之绵密,在“70后”阵营中当属少见。尤其在当下不太重视“事理”和“常情”的叙事生态中,重申小说的真实性,抑或叙事的逻辑感,就很有必要。 在知识考古学意义上,《北鸢》作出的尝试同样值得肯定,它给这位“70后”作者身份赋予了相当的审美异质性,很大程度上将改变学界对这一代作家缺少历史感 的固有成见。

  近年来,“70后”长篇小说创作以关注现实居多,聚焦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热点问题,以及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这批作家大多成长于改革开 放年代,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他们更敏感于现实中的日常经验,而与那部分不属于他们的“历史”多少有些隔膜。尤其在小说领域,“历史”这个词 对这代作家始终意味着严酷的考验。当然,“70后”作家介入历史的冲动,在少数长篇小说创作中业已存在,这样的写作对“70后”作家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 战。

  葛亮的历史感属于另一种类型。基于历史感的写作,于他而言,是一种自觉的审美过程。他不带半点“意图”,也无概念的负累,在写作中,是历史在召 唤他,诱惑着他走进历史现场,而非他借助先见刻意去打捞和捕捉,以呈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葛亮讲述历史,毋宁说是历史塑造了葛 亮。这种“逆向”写作归因于葛亮显赫的家世,陈独秀、邓稼先、葛康俞,这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与葛亮之间的血脉纽带与亲情伦理客观存在,健在的长辈对这些先 贤日常起居、三餐用度的口述,对葛亮来说都是一种召唤,让他带着激情和使命,自由驰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葛亮的优势在于,相对于其他“70后”作家,他对 民国那段历史更亲近,更易窥见历史烟云中那被遮蔽的“日常”。而这关于“日常”的素材积累,对他来讲至关重要。

  葛亮正是抱着把历史日常化的写作观,去重审那段曾被反复言说的民国史的。无疑,这种视角并非葛亮首创,如果说“60后”作家写下这样的作品,是 基于前车之鉴的转折性写作,因为后现代文化的兴起,促使他们看清了“去历史化”审美在文学写作意义上的优越性,那么,葛亮受到家风的耳濡目染,让他对“日 常”的偏好显得更自觉也更坦然。葛亮的历史观旗帜鲜明,他更重视历史的外围部分,并始终认定,正是主体历史之外那些“日常”因素的沉淀,造就了我们历史的 “主脉”。

  其实,这样的写作并不轻松,也正是“70后”作家的软肋所在。因为关于历史外围部分的书写,更多依赖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如何坐实于日常的文学 想象,便成为写作的关键。为此,葛亮扎实的案头工作,为写作提供了基本保障。值得注意的是,葛亮对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并非出于重建历史确凿性的考量,而事 实上,僵死的史料并无多大用处,而亟待作者以想象去激活,这是作者寻找在场感的过程,他需要用这些史料引领他进入他所需要的历史情境。

  “史料”的审美化,这对任何写作者都是难题,因为这其中充满不确定因素。葛亮的任务,不仅是复现历史的现场,此中自有他更大的野心。在后现代思 潮的浸润下,葛亮避开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再现之路,历史在他笔下被还原为毛茸茸的日常民间生态。小说没有像传统写实那样,以卢文笙和冯仁桢的成长与联姻,去 反映波诡云谲的民国历史,而是把宏大历史推向幕后,去凸显日常与世俗的状貌,窥探特定环境下的人性和伦理,呈示个体生命如贯穿全书的风筝意象那般飘摇不定 的命运感。

  那么,什么是“日常”?如何书写“日常”?弄清问题的前提,必先回到小说的原始定义。所谓“街谈巷议”,无非是把审美视点投向生老病死,投向人 情世故。这种理解契合了“小说”的字面含义,写小说就是往“小”处“说”,往细微处“说”,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故事”(story)相区分。而现代小说 强调虚构(fiction),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日常”的强调,换言之,小说不单是粗线条的故事,更是作者对特定环境中所应该有或可能有的人之常情的细 微烛照,而这也暗含了英文单词“fiction”的另一层意思:创造。由此,是否可以说,写小说就是依凭艺术逻辑创造“日常”?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葛 亮的写作,或许更能看出他的意义所在。

  这日常首先建立在严密的叙事逻辑之上。从叙述视角看,作者所秉持的日常叙事理路,在《北鸢》中与多重叙述者相匹配。作者把叙述者分解为多个“个 体”,以昭如、昭德为代表的妇女视角和以文笙、仁桢为代表的儿童视角,随着情节推进,叙述视角又适时转移和变换。这种适得其所的叙述效果,是葛亮孜孜以求 的。

  其次,葛亮的叙述给人强烈的颗粒感,既饱满活脱又不失风雅,它让我想起台湾中生代作家陈淑瑶的长篇小说《流水账》,澎湖列岛那些看似毫无诗意的 庸常画面,在作者笔下如散落的珍珠,奕奕生辉,这一点上《北鸢》与之异曲同工。然而,葛亮叙事中,每个细节都十分讲究,力求建立叙事的合法性,对服饰、烹 调、刺绣、曲艺、书画、星相、祭祀、庆典等驳杂万象的描绘,既贴近人物,又符合情境。如果把“事理”和“常情”联系起来看,我们还能看到一种绝妙的互文性 表达。例如,整体意象虎头风筝与小说人物命运的互照,戏里戏外人生的对应。作者借仁桢之口,道出青衣美在“苦”字,没有哪个青衣能自主命运的。而青衣的命 运又何尝不是小说中所有人的命运?正如葛亮自序所言,“一时一事,皆具精神”。此种戏里戏外的互映写法,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化修养。这种互文性表达在小说 中俯拾皆是。可见,在彼时政治历史、文化艺术和民俗民情的研究上,作者是下足了功夫的。

  王德威说,葛亮在经营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我的理解是,这部作品叙事上的现代感一望而知,自不必说,那么,“古典”风格在我看来, 不全在语言的精致典雅,更多是中华美学中抒情传统的指称,而此传统不只关乎掌故的把玩和风物的刻绘,甚或那些充满诗意的段落,更在那些微妙得不可言说的细 节,那些嘈嘈切切欲言又止的情绪。在葛亮笔下,即便是男女亲昵之态也是那么稚嫩,又略显笨拙。应该说,文笙与仁桢的结合到了结尾已是水到渠成,但我们看 到,受到阴晴难辨的政局的裹挟,那份喜悦中的黯淡却依然如影相随。此类细节以内观外,以小容大,照亮了历史嬗变中的个体命运和家族兴衰。在大风起于青萍之 末的意义上,此作又与贾平凹《古炉》建立起对话关系,同时,它暗承中国传统诗学精神,即所谓味外之味、味外之旨。当然,此种承脉出自葛亮个人趣味,由是, 那波澜不惊的世俗日常经过作者不经意的点染,就变得意味深长。

  一个缺少胸襟和情怀的作家必然是狭隘的,也很难走得更远。葛亮不是。《北鸢》回避了主流叙事中对红色革命的讲述,而竭力突显生命个体在时代变局 中飘浮不定又无以挣脱的宿命。于此,作者超出以往红色叙事的阶级偏见,而将各阶层人物均纳入审美视野,甚是值得称道。在所传达的知识分子情怀的层面上,文 笙与路内《慈悲》主人公水生的慈悲形象如出一辙,都是作者所怀人文理想的折射。从这个精神向度看,迈入中年的“70后”作家对人性以及社会的看法,逐渐趋 于一种和解的立场,这是否也可看作这代作家审美转型和精神嬗变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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