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的“日夜书”(秦晓宇)

　　过往30多年，中国工人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在改革的进程中，他们却一步步从“共和国主人翁”沦落为被歧视与漠视的“弱势群体”，其历史落差与现实境遇令人百感唏嘘。虽然他们就工作生活在我们周围，却仿佛十分遥远。

　　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工人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佳作和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具有经验的厚度与直指人心的力量，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严重忽视和低估了。譬如19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选本，工人诗歌基本是缺席的，在当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中也难觅其踪影。这些诗歌，就像它们的作者一样，长期消隐于光亮之外。而我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诗人从幽暗处现身，通过具体作品展示其不容小觑的文学力量。

　　我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到这样一批特殊的工人，有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失业不久的薄膜厂流水线工人乌鸟鸟、炼钢厂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建筑工人铁骨、农闲时的锅炉工白庆国、14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羽绒服厂的填鸭毛工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在大地深处工作了近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不久前坠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们都是普通工人，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工种工龄不同，正如他们以各自的语言风格书写劳动，吟咏工厂，抒发悲欣，直面现实与死亡。他们的诗是一个又一个中国深处的故事，这些故事亦攸关于人类的未来。

　　几十年来由工人派生出的诸多称谓风云变幻，各领风尘，纷纷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让一个含义很单纯的词语有了异质混成的复杂意味。而工人诗歌正是这一群体的直接发声，在我看来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工人诗歌当然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一些诗人和评论家反对给诗歌加上身份限定词，他们斥之为标签，认为那即便不是错误，也是画蛇添足。我对此不以为然。诗歌史上，身份有时是重要的诗歌契机，诗人的特殊身份往往会为诗歌带来新的经验、题材、风格与活力，甚至催生新的诗歌类型，如戍边者的边塞诗、道士的游仙诗、僧人的禅诗或山水诗等；陶渊明正是在归耕乡野身份蜕变之后，开创了田园诗传统——这类诗歌乃农耕时代的象征，一如本书中的作品之于现代工业文明。所以说，身份对于诗歌究竟是标签还是烙印，取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刻的内在关系，取决于诗人的“社会性自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创作活动，并由此形成基于身份的文学特质(当然身份本身亦为有待辨析之物)。而我之所以选编工人诗集，并以“诗典”名之，正是看重其文学价值本身。我不是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但由于一直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精当的选本，致使相关的诗学研究很难深入展开。

　　其次，它还有启蒙价值。近代以来，文学一直是启蒙和人权事业的重要载体。18世纪小说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形成、核心家庭的出现、性别关系的变化都有关联；更有学者将书信体小说与人权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无论新诗之发生在五四启蒙运动中，抑或朦胧诗的崛起在始于1970年代末的“新启蒙”中，都曾起到十分重要的先锋作用。而当代工人诗歌，尤其本世纪以来迅速崛起的农民工诗歌，同样是一场有意义的启蒙运动，尽管在形式上并不表现为一场运动。和前两次“诗界革命”不同，它不是由少数文化精英或叛逆者发起的，普通打工者才是中坚力量，这更契合启蒙的真谛。这些打工者开始写诗，并非想成为诗人，而是生活中淤积了太多的苦闷与伤痛，想要抒发一下。在诸多可能的方式里，绘画、音乐需要专业素养，还得有花销，写小说又太耗费时间精力，而诗歌的低门槛、零成本以及简短凝练的优势这时就显现出来了，成为有表达意愿的工人劳碌之余不约而同的抒情方式。随着写作的持续，他们开始反思所属群体的命运处境，用诗歌伸张平等与尊严，追求更有担当与情怀的写作，从而生发出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当这样的意识渐渐多起来，相互应和着，宛如孤独的演奏汇为宏大的交响乐，我们的社会将无可回避，必须认真聆听其中的诉求。

　　第三，它有为底层立言的意义和历史证词的价值。底层能否以及如何发声的命题，事关社会正义与历史真相。但这发声何其艰难。他们总是处于沉默的境地，仅仅在一些极端的时刻，才不得已用暴烈的形式表达其主体意志、遭遇和情感。因此工人诗人的创作意义重大，他们哪怕仅仅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是在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在这里，诗歌古老的见证功能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总的来说，社会愈来愈重视底层的发声。媒体会去采访他们，倾听他们的讲述，征求他们的意见，却是针对具体的事件、政策、议题；学者会去做田野调查、口述史的收集整理，也都是带着特定的课题。诸如此类的“发声”当然很有价值，却是被动的、被编辑过的；非但如此，这些“发声”还都是直白即兴的口语，这种大白话是一种毫无表达难度的表达，往往把生活世界和心灵深处那些勾连错综、难言之隐、暧昧幽微、莫可名状的东西省略了，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于是被大大简化，像这样的“发声”有时未必不是一种遮蔽。而工人诗人自觉运用微妙的诗歌语言，去含纳深闳纤细的记忆与经验、感受与愿景，无疑更具有现实揭示力、精神深度与思想启示价值。当一首首“我的诗篇”汇总成编，整体既构成一部以工人视角书写的关于当代中国转型的社会史诗，同时亦可视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史诗与精神史诗。本雅明纪念碑上有句话：“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在本雅明看来，优胜者历史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暴力，那些有生之年受压迫、被遗忘的人，在历史的“凯歌”中被再次碾碎，人类所继承的现实满载着不被表征、不被承认的魂灵。而工人诗歌正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那些默默无名的劳动者被记忆和纪念着，其生活的痕迹与生命的细节跃然纸上，这是对历史的补充和校正，也是对人类未来的启示。

　　正是因为工人诗歌拥有这些价值，我们才编辑《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拍摄同名纪录电影，并开展一系列相关活动，我们希望借此把工人诗歌传递给更多的人，把诗歌中的诉求和能量释放出来，促进人们的反思和对话，一点点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