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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父记”:“70后”的精神旅程(曹霞)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14日10:31 来源:北京日报 曹霞

  “70后”女作家黄咏梅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翻墙》,写了一个丧子的父亲,颇受好评。两年前,作家李浩的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其对“父亲”的叙述更引起了文坛关注。事实上,每一代作家都写过关于“父亲”的主题,比如“50后”、“60后”。在洪峰的《奔丧》、朱文的《我爱美元》、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艾伟的《寻父记》、东西的《耳光响亮》中,作家对“丧父”的哀情、“父亲”威权的传统书写进行了反抗与祛魅,浓厚的原型意味里隐含着对“父亲人格”循环的恐惧。他们已然意识到传统的父权、意识形态之“父”的阴影如何笼罩、支配、抽空了他们现实中、血缘中的“父亲”,他们对“父亲”施以矮化、丑化,或干脆使其消失,传递出宁任自己裸露于精神荒野也拒不接受某种遮蔽和悬空的勇气。与其说他们在“寻父”,莫若说是“弑父”。

  与前两代作家相比,“70后”在“寻父”这一主题上表达出了精神气韵和心灵追索的不同面相。“寻找父亲”,这个命题如同寓言一般包裹着这一代人的精神旅程,不仅是贯穿其创作的主题,也成为他们心灵镜像的重要“风景”。

  缺席的“父亲”

  与前两代作家相同,“70后”也会对“父亲”施以“缺席”的设置,而与之不同的是,父亲的出走、消失并非“事出有因”,而是先天的或毫无理由可循。

  在盛可以的《时间少女》、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中,主人公的父亲先天缺失,或很快就因病去世,从性情到存在都没有给儿女留下“父亲”的影响。在鲁敏的《墙上的父亲》中,父亲之死是意外事故,没有社会原因的掺入,也无涉于“历史”、“意识形态”。在魏微笔下,父亲的“缺席”来得更加无因。在《父亲来访》中,在南京读书、工作的小玉一次次地为父亲的到来做着精心准备,幸福、激动、不知所措地企望着,但一次次地落空,因为父亲总是将来访的时间一再迟宕,直到小说结束,这位父亲都没有在省城出现过。

  在“70后”的文本中,“父亲”的缺席纯属个体原因,与“父权”相关的宏大叙事的因果链在这里断裂了。这种设置使这一代人可以越过社会和政治的障碍,直接向不在场的“父亲”所象征的生命虚空发问、质询。在曹寇的《鞭炮齐鸣》中,主人公在坟前向死去的父亲呈露成长心迹、倾谈生活的疑难,便是这种“缺席”与“在场”在精神沟通上的典型体现。

  “父亲”形象的修正

  正因为“父亲”是缺席的,对于“70后”来说,“寻找父亲”才成为必然的命运。这种“寻找”落实在文本中,是对于“父亲”形象的重新修正。那个被剥除了尊严和人格的“父亲”被重新召唤回来,“父亲”之为“父亲”的意义得以庄重诚挚地再现。

  “父亲”意味着一种纯正洁净的生活方式、一套行之有据的实践原则,潜移默化地沁入儿女的生命脉络。在魏微的《寻父记》中,父亲在散步时突然消失,母亲几近崩溃,“我”决定以他喜欢的走路的方式去寻找他。多年以后,“我”寻父无果,结束了行游生活,结婚生子,和母亲一样成为母亲,和父亲一样重复着他曾经的道路与命运。“我”不仅长得像父亲,还有意识地模仿他戴的眼镜、表情,他察看汗毛的习惯和出门散步的方式。“我”通过还原父亲的一切(除了性别)按下了“寻父”的暂停键。

  在“70后”那里,“寻父”还意味着,“父亲”重新获得了在伦理、家庭、情感、生活中的位置与常态。“父亲”既不是可怕的、也不是可憎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有着本能欲望和正常情感的主体。在田耳的《衣钵》中,即便父亲的身份是具有民间传奇化色彩的“道士”,作家也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而是沉静内敛地传达出“从容而善良”的父亲形象以及“父业子承”的朴实价值观。

  在黄咏梅那里,“寻父”有着其与漫长时光对峙、抵抗与和解的体现。在她十余年的创作中,除了一个“拟代”的“父亲”——“契爷”外,她从未书写过父亲的形象。一直到2014年的《父亲的后视镜》,她才移笔于此。在小说中,年老无助的父亲之所以上当受骗,恰恰基于他孤老心境中对温暖情感的渴求。朱文颖的《虹》塑造了一个以激烈情欲抵抗死之将至的恐惧的哲学系副教授父亲的形象,滕肖澜的《去日留声》描写了一个善于让“痛快”的话题走向“不痛快”的逻辑颠倒的父亲。这些意识到生命局限而极力想以种种实践分解之、淡化之的父亲令人心绪复杂而酸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他们的命运体现了现实生活中被忽略、被冷落、被隔膜的孤独老者普遍性的境遇。

  在当下,意识形态和宏大历史的规训在人们的生活中日渐消退,但它们的流风余韵以及“人”所面临的精神、物质困境却成为新的拘囿,这无疑是另一种饱含现实影像的当代史、生活史。通过对“父亲”的寻踪,“70后”书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倒影。

  “历史”中的“父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与“历史”有着天然的、内在结构的联系。在苏童的《河岸》、艾伟的《风和日丽》中,“父亲”与历史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存在,意味着“血统论”、“政治”、“阶级”等权力法则和价值谱系。

  “70后”并不回避“父亲”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他们有的“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有的经历了抗日战争、国族建设、“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阶段,但他们这样设置并不是为了赋予“父亲”与“历史”共在的宏伟修辞,而只是将之作为丈量他生命长度的标识,或者烘托他性格特性的背景。

  在李浩的《如归旅店》里,父亲在抗战时并无壮举,他对日本人、兵匪、战争的态度都是围绕着“富裕”生活的梦想而展开。在他的《乡村诗人札记》和《英雄的挽歌》中,残酷荒诞的“(后)文革”时代被挪作小说的叙事背景,为“父亲”性格的形成和强化提供了戏剧性的契机。他的《镜子里的父亲》对历史中的父亲形象进行了打捞,但作家的重点在于突显“父亲”的家庭关系、生命遭际和命运走向,而非波澜壮阔的历史书写。

  将“父亲”从“历史”的同构关系中剥离出来,还原其“常人”的本色,这种单纯化的处理方式是“70后”在“寻父记”中显现的叙事特质,这将他们与前后代际的作家区别开来,也显示了这一代人独特的历史观和生命观。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负重,也没有沾染经济发展时代对血缘亲情的抛置与漠视,反而可以直接返回至生命的源头,在那里探寻、追索“父亲”的踪迹,重新接通对“父之名”的亲近与记忆。

  “寻父”,或“寻找自我”

  对“父亲”的重新书写,其内里是“70后”对于“人”、对于“本相”的还原与尊重,他们依循“父亲”的生命肌理去勾勒、编织他的形象。他们的想象力附着于父亲身上,有时会显现出奇幻、丰沛、葳蕤的质地。比如在朱山坡笔下,父亲痴迷于鸟,最后与鸟一同失踪;在李浩笔下,父亲变成了鸡、鸟、蜜蜂、蝉、甲虫、老鼠。虽然这些描写带有布鲁诺·舒尔茨等前辈的痕迹,不过,与前代作家在“父亲”身上寄寓着无法安身于现实的恍惚感不同,在“70后”那里,异化的父亲并不具备国族意蕴或政治修辞色彩,它仅仅作为“陌生化”叙事的一部分,触碰着、勾连着这一代人对“父亲”的重新认知。

  “寻父”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隐含着以下思考:面对已然被前几代作家荡平的“父权”的废墟,“70后”失去了反叛的对象,他们置身于虚空之中而不知何所作为,这也是他们长久以来无法形成强有力自我认知的原因。他们艰难地寻找“父亲”,重建“父亲”的形象,实际上是在探索“自我”,如魏微所说,“去寻找我们自己”。这是一种未完结的状态,却不必悲观,因为“寻找”这一行为意味着主体的精神内层依然具有结实的、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生发力。这种力量,是“70后”在晚熟之后还能继续向着艺术内核深掘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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