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屈辱埋葬在白山黑水间(李洁)

——写在纪录片《旅顺记忆1904—1905》首播之后

　　因朋友推荐，我成了国内首部反映日俄战争纪录片《旅顺记忆1904—1905》的总撰稿。

　　以前，我只是稍微知道：晚清光绪年间，日本与俄罗斯两个强邻为了争霸东亚，在我东北地区打了一场恶仗。清政府无力制止战事，竟然宣布中立，任由两个邻居在自家的庭院里血战到底。最终，日本人把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旅顺口和大连乃至长春以南的铁路据为己有，一直到1945年秋，才被苏联红军赶走。

　　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中学生，我不是从历史课堂上，而是从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中知道的这场不义之战。在我的知识库房里，1904—1905那两年只零散地堆放着一些有关革命党的记载，如驻防湖北的新军第八镇的几个班长成立了最早的革命士兵组织“科学补习所”，如湖南的黄兴在省城发起成立了“华兴会”，如浙江的陶成章和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如孙中山与黄兴相遇后联袂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等等。所有这些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政团与行动，都是这两年出现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这些行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为解读这场战争，我的案头和小书架很快堆满了五十几本相关的书籍，包括厚厚的三大本影印卷的清史档案和与日俄两国有关的书籍与画册。每天从早到晚，我都身陷这堆书中，耐着性子爬梳战争的起因、进程与结局。2014年，我两度造访旅顺口，三度在辽宁大地上驱车驰骋，沿当年日军的进军路线，车轮逐次碾过丹东、凤城、新宾、本溪、辽阳、沈阳、铁岭、法库和昌图，逐一打探战争遗迹。2015年，我三次东渡日本，东上那须高原，西访萨摩旧址，更在东京细读过几座博物馆，抚摸过明治初年萨摩藩军使用过的火炮。俄罗斯海军节那天，我专程赶到俄罗斯远东名城符拉迪沃斯托克，就近打量俄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的开头与结尾，都与这支舰队有关。

　　当朋友们知道我一直在苦读和走读日俄战争的资料时，莫不诧异地问：“日俄战争？和我们中国关系大吗？”我的朋友圈，多是读书人，但他们也与从前的我一样，并不清楚日俄战争与“我”何干。

　　结束了此次写作以后，我算清楚了日俄战争和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这场战争，东三省就不会正式建省；日本人的拼死阻击，固然截断了沙皇通向“黄俄罗斯”梦境的轨道，但中国政府的抵制和西方列强的制衡，又击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豪夺一个面积比其本土还要大一倍以上的关东州的美梦。无论沙皇俄国还是天皇日本，当初如果得逞的话，后果都难以想象。

　　再者，没有这场战争，一代中华儿女也不会纷纷警醒并奋发图强，走上或暴力推翻君主专制王朝，或在体制内追求立宪的从政、从军之路。须知，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日，正是日本的海陆军相继胜利回国之际。没有同盟会，便不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革命党人赖以起事的各地新军，多是清廷在日俄战争期间督建成军的；没有这支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则武昌首义断断不会在1911年10月10日一举成功。没有日俄战争，鲁迅就不会愤然转身弃医从文，秋瑾女士也不会慷慨回国赴难，保定军校的优秀学生们不会被清廷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纷纷成为革命党的军事骨干。这一场战争结束后仅6年，延续200多年的清国“大厦”便告土崩瓦解。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对中国主权与中国人民都造成了巨大伤害，但这种屈辱也从反面刺激了国人，孵化了中国的各种意识形态，加速了满清帝国的解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道了日俄战争，才会更深刻地感悟到国力强盛之要紧，才更能激发我们的自强不息之心。中国只有真正强大了，才能彻底把外国在我疆域上争霸的屈辱历史永远埋葬在白山黑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