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论

【摘要】

    任蒙在诗歌、散文、随笔、杂文和文艺理论诸方面都有一些卓越的成就，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达到了国内领先的水准。任蒙的创作个性在于思辨性和诗性的密切结合。任蒙的理论研究也较广泛，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诗论。

　　关键词  历史文化散文；任蒙；思辨；诗意；诗论

一

　　任蒙先生作为一个重要作家，近几年越来越受到文坛及评论界重视。事实上，任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重要作家，在国内文坛也已占据有重要位置。尤其是《任蒙散文选》的出版，赢得好评如潮，就像有人用一句俏皮话概括的那样:“任蒙的散文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举的高度，完全可以代表‘散文国家队’的水准”。[1]2009年，任蒙以其再版的《任蒙散文选》荣获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2010年，又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的“散文集”奖项，他是湖北获此殊荣的唯一作家。2012年，任蒙的历史文化散文《帝陵斜阳》在第二届“全国孙犁散文奖”颁奖大会上获得单篇散文二等奖。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石英先生盛赞任蒙作品“即使置于当今最优秀的散文之林也毫不逊色”。[2]张振金先生在撰写《中国当代散文史》时，因为没有读到《任蒙散文选》以及任蒙的其他散文作品竟深感遗憾。任蒙这样的成就，凝聚着一个几十年来完全依靠业余时间创作的作家的心血和汗水。

　　任蒙创作有诗歌、散文、随笔、杂文等多类作品，他的诗歌理论著作也很有影响力。其中，任蒙的散文创作是他最重要的成就，而散文创作中尤为突出的是其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这从全国孙犁散文奖的《颁奖辞》中就不难看出。早在任蒙获奖之前，评论家黄曼君先生就给予《任蒙散文选》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部散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关于“文化散文”这个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学术界看法不一。任蒙也不甚认同这个概念，倒是认同将它称为“大散文”，原因是这类散文以历史文化为题材，思想分量大，篇幅长。当人们以“历史文化散文”指称任蒙作品中最优秀的那部分散文时，并未引起大的分歧。许多人赞叹其恢宏大气。对这类散文的研究自然勾起与余秋雨散文比较的思考。有人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余秋雨是“偶像派”散文作家，任蒙是实力派散文作家；有人认为余秋雨以学者的身份作文化关怀，任蒙则以诗人的身份来作文化关怀；有人却认为任蒙在审美性上比余氏稍逊风骚，在思想性上绝对超越了余秋雨；有人认为余秋雨写历史像一个舞蹈家，很具表演性和观赏性，任蒙写历史的时候像一位画家，情感是内敛的；有人认为余秋雨的散文往往流于程式化和表演性，而任蒙写作呈现的则是从个体出发的本位真实性。关于余秋雨、任蒙散文的真实性问题，即所谓用“真嗓子”讲话的问题，刘琴琴、梁艳萍两女士撰写的文章有段精辟的比较：

　　说到历史文化散文，“余秋雨现象”始终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余秋雨散文在语言上的感染力是无可否认的，他将历史文化纳入散文写作的范围，拓展了散文表达的疆域，这种思维向度上的贡献也是无可厚非的。余秋雨为人非议的主要症结在于其对文化形象的过度典型化表达，超出了散文“真实性”原则的承载能力。艺术的真实源于生活真实，散文相对于其它虚构性文体来说，对真实性的要求是不能恣意违背的。创作主体可以渲染情感，然而不能伪饰真实，否则会失其自身人格的美而走向虚伪、盲从的卫道士一极。而任蒙的文化散文在对历史的思考与阐述中摆脱了那种将情感完全暴露在文字上的浪漫主义式的情感宣泄，节制、冷静地坚守着自己的一份含蓄，于是他的散文在思想内蕴上显得更为饱满与真实。他的文化散文选材宏大、篇幅较长，从历史哲学层面对所行所感进行了深度开掘。无论写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独到的感悟和真实的见地，显现了直逼人心的思想力量。 [3]

二

　　任蒙对于余秋雨散文是欣赏肯定的，但他并没有模仿余秋雨。任蒙说：“我和他最大的不同，在于我的文化散文对历史是批判的。”[4]有学者指出：“任蒙的散文充满思辨的成分，发散性思维甚至“悖论性”思维，是其散文中显现出的思维类型，无论写山水，写历史，还是写生活， 都浸润着一种深度的思辨。”[5]任蒙近期的一本新著就取名《反读五千年》。在人们津津乐道的任蒙最优秀的作品中充盈着这样的深度思辨。如《昏黄午后的明祖陵》中，写到朱元璋这样在夺取皇权的战争中的赢家，迟早将在另一场赌局中被子孙输掉。因而成功的帝王是最大的赢家，同时也是输家。这是深刻的辩证法。《放映马王堆》写了参观长沙马王堆文物的过程。但与同类题材散文不同的是，作家诧异于封建统治者残酷的盘剥，而思考着历史中腐朽与神奇的相互转化：“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走进卢浮宫》揭示了法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以战争疯狂地摧毁文明，却又以疯狂的方式保存这文明乖戾现象。需要提及的是，这篇散文中，任蒙记叙了参观卢浮宫的人们争先恐后一睹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的盛况，发出“那些争相靠近《蒙娜丽莎》的西方人和东方人，难道都读懂了她吗”的质疑。这难怪任蒙。我们在书本上接触到《蒙娜丽莎》常被告之以社会学的解读：蒙娜丽莎的微笑表现的是文艺复兴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然而作为一个艺术品，《蒙娜丽莎》的价值远不止这些，至少还在于其艺术手法本身。这一点在过去往往被艺术教育者忽视了，这也许正是任蒙没有留意到蒙娜丽莎微笑之神秘的原因。就如同兰色姆构架—肌质理论所说，诗并不取决于它作为逻辑核心的构架，而取决于在诗的处理中增加了的一些东西（肌质）。肌质使诗发生了某种微妙的、神秘的变化。造型艺术或许同理。《蒙娜丽莎》画面上蒙娜丽莎的微笑是神秘的：当我们凝视她的眼睛的时候，她是微笑的；略一走神，她似乎并未微笑，隐约间甚而是忧伤的，是恼怒的或讥诮的。笔者曾在江西九江拜谒过胡耀邦墓，见过墓前胡耀邦石雕头像，惊叹其表情正面看慈祥微笑，侧面看却是深沉忧郁。雕刻家以这样神奇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如果以同样的惊讶来欣赏《蒙娜丽莎》，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何在它面前流连忘返了。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任蒙发表了10多万字的长篇散文《世纪的黎明》。这篇散文除了用十分生动形象的语言展现了一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革命的宏大场面外，还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何重新看待、评价这场革命。长此以往，学术界或者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或者习惯于运用庸俗社会学的眼光看待历史，所以不无轻蔑地论及这场革命，将它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以至于人们时常遗忘它，许多革命遗迹也被铲平，从此消失。“不知何年何月，楚望台附近飞檐斗拱的古城楼没了，这里为伟大起义提供了装备、力量和胆气的军械库建筑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拆毁了，仅仅留下一方长方形的土阜，人们只能通过照片中那几排红瓦白墙、开有方正大窗的高大平房，去想象它那个义兵云集、群情激奋的夜晚。……这个其貌不扬，但足可号称‘天下第一胡同’的宝善里，却是整个中国的一处重要记忆，更是值得大汉口引以为荣的一处记忆，却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城市改造中被铲车推平了。”任蒙痛心地写道，即使是象征辛亥首义的武昌红楼，也曾经被遗忘在蛇山脚下的阅马场一角。而在广州黄花冈，方形墓基前纪功坊顶端的自由女神像也因人们唯恐犯忌，闪烁其词地将其说成是“自由神像”。

　　任蒙回顾道，清军与列强的交战实质上是两种文明的交锋，惨败就不足为怪了。即便在海军舰炮装备都优于日军的情况下，黄海水战也败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西方社会实现了政治文明的重大跨越，走到了中国的前面。任蒙所言极是。孙中山先生弘扬的民主共和观念，正是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后诞生的现代意识，是人类先进的思想硕果和共同的精神财富，它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早在19世纪，同样面临西方侵略的两个国家，日本虚心向侵略者学习，很快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中国却因排拒西方先进文化而不断被动挨打。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制度和观念的落后。今天，仍有人思想停留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前的洋务运动阶段，以为只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就能走向现代化，因而低估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他们忘记了中国社会是怎样一步步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

　　任蒙说：“写散文就是写自己”。这是任蒙用“真嗓子”讲话、“不装”和善于表达独立思考的本色体现。一个人云亦云的作者或许不会受到批评，因为他讲的是人们熟知的“常识”（其实未必是真理，也许只是偏见）；有着独到眼光的作者却可能遭遇尖锐的批评，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思想超前，不能为人们理解接受，或许是因为他涉足新的思想领地而更容易犯下片面独断的错误。然而人云亦云的作者只能是平庸者，有着独到眼光的作者才能提供给读者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任蒙散文中存在哲理不够深刻甚至错误之处也并不奇怪，这不妨碍人们在整体上对其作品的崇高评价，因为散文毕竟不是哲学论文或历史论文，它是艺术而不是哲学或者史学。如果硬要以哲学家或者史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作家那就未免太难为作家了。

　　任蒙的确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质量，不忘历史文化散文首先是散文而不是论文。人们赞叹他语言的精美，想象力的丰富。如描写昭君远嫁匈奴时路途上的景象，是多么生动：“浩浩荡荡的车队前方，是一片无际的银色世界。偶然看到几处没有积雪的草原，也没有一丝绿意。昭君的心情正如这早春的苍茫草原一样，寒冷中萌动着对春天的企冀。马蹄声，铜铃声，雪地上吱吱嘎嘎的车轮声，以及将士们挥鞭驱马的喝斥声，打破了大漠的宁静。”这才是文学，是诗的语言！有学者指出：作家这是在创设某种强烈的“在场感”。而这正是作家所主张的，必须将自己置于某个古代遗址或历史现场去展开描述。而不只是从故纸堆里拎一两个典故，再加上一点自己的感言。

三

　　除了历史文化散文，任蒙还创作了大量其他散文文体的作品。由于作家不时流露出人文关怀和批判意识，这些作品有的也曾被一些学者纳入到文化散文的范畴之内。如《乡村记忆》表达了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为创造现代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工大军，却成了现代生活中的缺席者。毫不夸大地说，我们的现代生活本来就不是为他们设计的。”由于这篇散文这样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进行了反思，因而有学者将它看作文化散文。任蒙写农村、写农民能够直面现实，情感真挚感人。《我是农民的儿子》有段为人称道的描写田间劳作艰辛的场面，十分令人震撼：“六月，骄阳似火。在滚烫的水田里插禾，人们勾着腰，不停地插着，都被疲惫折腾得像一架架随时可能失去支撑的机器。各种各样的粗陋的草帽无法遮挡针芒般阳光的穿刺，似乎都要把头扎进泥水的深处；每个人的手和脚都被热烫的泥水蚀得发白，皮肉松弛得起皱，有的指间开始糜烂。而汗水不停地往下淌，不等手上的污泥涮净，得赶快揪住被汗盐染得发白散发着臭味的衣角，往脸上抹一把。”对于故乡的怀念使任蒙写出不少感人的篇章，也不时渗透出任蒙式的深沉反思：如《村头那堆残火》写了乡村“文革”期间红卫兵焚书的痛苦记忆。

　　任蒙的杂文更是富有批判性思考，博得众人好评。如《战胜谎言》不是一般地告诫人们勿说谎言，而是从深层次挖掘了谎言产生的社会根源，并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战胜谎言的斗争史”。对付谎言使用“战胜”,说明任蒙正视谎言使人防不胜防的强大力量。这篇杂文从分析谎言的普遍存在、历史的悠久、技巧的精湛开始，着重分析了历代统治者带头撒谎，散布“君权神授”弥天大谎的伎俩。然而，文章接下去似乎开始证明谎言的合理性。作家引用了林彪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真话，尤其引用了一位西方学者关于说谎的艺术是人们生存中必须学会的一大“重要本领”的论述。没有这样的“合理性”，谎言是强大不起来的。然而，作家最终否定了谎言的“合理性”。指出战胜谎言依赖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推进，“一个好的机制使人们不敢说谎话，而一个坏的机制却使人们不敢讲真话”。《哥伦布五百四十一岁被判刑》谈到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日子，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以谋杀罪、剥削奴隶、专制、灭绝种族的屠杀、强奸、给未成年者定罪及国际恐怖主义等7大罪行判处了哥伦布350年徒刑。可是在中国人撰写的一些有关哥伦布的历史读物中，却只见可爱的英雄，不见可怖的强盗，这客观吗？合乎科学精神吗？任蒙假设当初哥伦布没有迷失方向，如愿来到中国，将会是怎样的情形？他在中国犯下上述罪恶50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未必会如此客观地审判他。《瞧不起日本人》提到日本上下有许多聪明过头的人不肯反思侵略亚洲、偷袭珍珠港的罪行，却热衷于举行大规模的祭悼活动，发表一通“禁止核武器”之类的演说。中国的一些媒体也跟着日本人一起，不忘那个扔原子弹的日子，不谈侵略的罪恶，反而激昂地控诉核武器的杀伤力。实际上，那两颗原子弹才是代表世界人民和平愿望的正义反击。《说〈中国可以说不〉》批评了偏狭浅薄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篇文章里，任蒙的思维逻辑是十分严密的：认为“中国可以说不”，这一命题暗含的前提便是中国此前“只能说是”或者“不可以说不”。他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不存在这样的前提，因为长期冷战，中国闭关锁国，无论西方正确与否，中国说出的都是“不”，后来国际环境变化，中国的老百姓听到的都是我们在外交舞台上如何独立，如何自尊，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在别人面前点头哈腰。当年日本人写作《日本可以说不》有着其战败的特定历史背景。而套用《日本可以说不》写作《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科学的。任蒙进一步列举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拿武汉人说事的反科学态度。那本书里讲龟山电视塔上的洋烟广告使得武汉人“感到耻辱”，任蒙却认为武汉人并没有那么脆弱。那本书凭空捏造说武汉人为了消除这则广告“情愿全市人民每人每年拿出一块钱来”更是显得荒唐可笑。读到这里，我们回想鲁迅当年曾痛斥“孤尊自国,蔑视异方”的“兽性爱国者”。鲁迅有名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一生致力于反省国民劣根性的工作，是目光如炬、真正深沉的爱国者。与鲁迅相比，那种偏狭浅薄、自高自大的兽性爱国者只能算作文化小丑而已。

　　任蒙将杂文称作“丑文”，认为是“审丑”的艺术，便是突出了杂文的现实批判功能、喜剧性的美学品质。目前有关杂文的界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任蒙认为它是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达思想观点的议论性短篇散文。因此，他将杂文与论文、诗歌摆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探测其深度。他说，论文要论点新、论据足；诗歌重在意象和语言；而杂文的深度出自作者对世态人生的深邃洞察。不过，在任蒙看来，杂文的最终目标便是消灭杂文。这一想法过于理想主义化。即便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难道就纯洁得一尘不染，不需要现实批判吗？

四

　　任蒙早年创作过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还写过几部诗论著作。在今天我们看来，他的诗集《男神之爱》过多地描写理想化的美景，显得色调有些单一幼稚。但如果将这部诗集放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残存着大量概念化、口号式积弊的文坛背景里，它仍然闪烁着一些奇异的特色。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卫兵》就突显了诗人的思辨个性特征，这首诗选择了与战火、硝烟绝然相反的一个静态场景，以此来彰显军人的雄姿：“军人的价值在血火中炼就/士兵的形象在硝烟中铸成/而你，却选择了一个绝对的安全/伴着大理石廊柱和都市/奔忙而井然的流程/用闪亮的刺刀/撑开一方透明的天空/用雪白的手套/标出一片无瑕的平静”。透过这巨大的反差，读者却能体验到其间神圣的庄严。《耕耘者的歌》描绘了两种浪漫的耕耘：丈夫到蓝天白云中去耕耘，妻子在山乡孩子们心灵的土壤上耕耘，共同收获画的美丽、诗的醇厚。《山村很晚才入睡》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山村景象：“三十好几的二楞出门搞建筑/带回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据说是很远很远的大平原人/他买回一部电视机/忘了山里还点着油灯/水哥也从部队复员了/留着分头，骑一辆崭新的‘永久’/沉重的圆桶包拉开一角/有双女高跟皮鞋和几瓶香水珍珠霜/和部队赠送的《致富经》/他给全衬散发了‘三五’牌洋烟/散发了包锡纸的糖块/散发了一个很甜很美的梦境/…………”。《江城之夜·灯》透过江城灯幻奇景表现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诗人对于现代化的憧憬：“灯的山/——宏伟的现代建筑；/灯的海，/——无数条小巷大街；/灯的长虹，/——大桥闪光的珠带。”这如同郭沫若在五四热潮中对于工业文明的热情赞颂，富有浪漫主义的神韵。

　　《三月湖畔》是任蒙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关于这部诗集，苇鸿在《让诗潜入大地深处——读任蒙近年诗作》一文中指出任蒙擅长“运用博大壮观的意象来营造诗的意境”，因而这些诗“呈现出一种宏大雄浑的品质和钢铁般的力度”。[6]比起《男神之爱》，《三月湖畔》题材更为广泛。有感叹历史的，将故宫的景色写得触目惊心：“深深的宫墙涂抹着鲜血/年代太久已醒成紫色”，“豢养过永远喂不饱的肉的雕刻”（《故宫》）。同样令读者触目惊心的是对于碑林的毁坏：“只有这部珍贵的史典/长江老人紧紧地/紧紧地抱在胸前/风暴未能使它模糊/强盗未能夺走半片/然而，刚把它交给我们/就被毁于一旦”《春行二题》。还有感叹妻子用生命写诗：“你抱着崭新的襁褓/端详着/成功了，第一部作品呵/以困倦和欣慰/以疲惫和兴奋”（《你是诗人，我年轻的妻子呵》）。在这部诗集里，诗人写爱情，写家乡，写大都会，写军营生活，都写得那么投入，写得激情充沛。

　　任蒙的诗论著作《诗廊漫步》尤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部诗论颇似艾青诗论，是用诗人的感悟写作，分行排列，因而类诗，却是论。其间有许多真知灼见，妙语连珠。诸如“生活本身不是诗，但生活里有诗。/就像大地本身不是矿，但大地里有矿一样”、“诗的感情是推动运载体的’能源’；/灵感则是对’能源’的点火”、“石头亮在水面，水就不会很深/‘思想’露在外面，作品势必浅薄”。这样的警句是形象的，感悟的，却道破了深刻的诗学哲理（任蒙称之为“亚理论”）。这是许多读者对《诗廊漫步》爱不释手的原因。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的是，任蒙的这部诗论tup了艾青诗论中的理论局限。艾青过分强调了诗歌功利性的目的，滑向了文艺工具论。任蒙却认为“有的文艺是武器，/有的文艺是玩具；/有的既是武器，又是玩具。”艾青的诗论有忽视形式的倾向，似乎诗与形式无关，还将诗与诗的功用、诗情等混为一谈，这些都是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任蒙的诗论见不到这样的偏颇。但任蒙的诗论并非无懈可击，“只有诗人循着生活的足迹走；/而决不会是生活循着诗人的足迹走”便有着客观主义的倾向，忽视了人是实践着的社会动物的特征。诗歌的创作作为人类的精神活动，也会改变人类的生活，参与第二自然的创造。

　　另一部诗论著作《新诗四十年》也有不少理论亮点。《杜甫“写骨诗”赏论》视角独特，专事分析杜甫诗作中有关“骨”的描写。杜甫借此写了生民涂炭中的惨状，也有对人物、马匹的传神之作。任蒙对此分析得深入细致，令人信服。《新诗潮记观》记下了许多闪光的感想。如“选准最佳角度”一章以美女作比，说明写诗的一个奥秘，颇为有趣——

　　一个女人在相貌上虽无明显的毛病，但给人的印象却平平。另一个女人虽很惹人注目，但仔细看去，却只有眼睛或嘴显得动人，其他地方仍然平平，甚至有的部位不大得体。大概这就是俗语说的“一俊遮百丑”。

　　诗亦如此，重要的是有没有能够显示出所描写的事物之魅力的地方，而不在于它的每一个部位是否都生得恰到好处。[7] ]P.120

　　而“关于一摊浓墨的高见”一章更是用寓言的形式讽刺了那种让人看不懂的诗和附庸风雅的鉴赏者，发人深省——

　　某国画高手画有一幅《古松图》，树下积着一滩浓墨。三位“鉴赏家”见之，开始不解其意，转而赞口不绝：一说寓意古松根基坚实，一说此意含意深远，一说写意与工笔熔为一炉。后来才知道，是画家淘气的小孙子乱涂上去的。[7]P.159

五

　　除了诗论，任蒙徜徉在更广阔的文学艺术领域进行探索。论文集《文海观潮》、《诗文的奥秘》等都是集中了其思考结晶的理论著作。如其中《闲话写作的快与慢》一文辨析了古人三步、七步成诗传说的不靠谱，又列举了中外文学大家苦吟写作之慢，在这快与慢中指明了写作重在质量而非速度。《“魔圈”及其他》中讨论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作家能写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吗？事实上，在另一篇文章《诗海记观》中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艾青并未见过火把游行而写出了《火把节之夜》，前提是世上有过火把游行。《面对时代的写作大军》写出了作家面临的困境：一些文字垃圾制造者通过某些官办文学机构获得很高的头衔；巨量的平庸文字将难得的优秀作品埋得越来越深；批评界热衷于时髦与大话，不愿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作家又难免对批评界和读者不信任。种种乱象使得建立公正有效的文学淘汰机制显得尤为迫切。任蒙呼吁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以扭转文坛乱局。《当今散文面临的难度》从“文体难度”、“时代难度”、“题材难度”和“超越自我的难度”四个方面作了分析。他所谓“文体难度”指散文是最难写好的一种文体；“时代难度”指需要超越前人而形成的难度；由于任蒙将散文划分为抒情散文与文化散文两大类，后者的写作便形成了“题材难度”；最后谈到“超越自我的难度”，其间特别提到要克服文人相轻的天性，客观地看待自己。任蒙这样讲是有其道理的，他在几篇文章里谈到文学艺术标准认同的难度，有篇文章还谈到韩愈对于白居易诗作的轻视，由于两人诗歌风格大相径庭。不过，正是从这里看，任蒙在论及“时代难度”所说的超越前人的“文学规律”就要打一个大折扣了。科学技术超越前人是规律，经济发展水平超越前人是规律，有着不同时代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超越前人也是规律吗？恐怕未必。《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论〈西游记〉的双重价值》 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入剖析了《西游记》的思想意义，在对不同观点评价的基础上，指出《西游记》的主题在于展示封建统治阶段体系的罪恶。

　　从任蒙的理论著作里还可见他对于文学以外艺术作品的浓厚兴致。《幽默艺术两兄弟——杂文与漫画并论》指出漫画创作需要的不仅仅是技巧，更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洞察力。因此，优秀的漫画家与优秀的杂文家一样必须具备大学问。《一个世界性的艺术话题——读〈二泉映月〉》用如醉如痴的笔调赞叹了《二泉映月》这支名曲：“他那丰富的旋律绝不是用耳朵可以听到的”。这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高雅音乐艺术的魅力所在：不仅在于旋律的优美，更在于情韵的深邃。《别演自己》批评了影视界那种不顾角色性格，只顾表现自己潇洒风光派头的倾向。表明了作家尊重艺术规律的立场。

　　纵观任蒙的创作，其主要成就突出体现在散文创作上（广义的散文应当包括杂文）。尤其是其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达到了国内文坛一流水准，思辨性和诗性的密切结合是这类散文最突出的特征，这一点在评论界已取得普遍的认同。这便是任蒙的创作个性。而在学术领域， 任蒙涉猎广泛，其间，诗论最是重头戏，也颇具特色。

　　参考文献：

　　[1]谭惠、张可杰.任蒙散文艺术座谈会纪要摘编[J].当代文学评论.2006,(6）

　　[2]石英.可喜的收获，有益的启示——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获奖作品读后.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获奖作品汇编[Z].

　　[3]刘琴琴、梁艳萍.向着星辉斑斓处漫溯——品读任蒙散文[J].文艺新观察.2011,(1）

　　[4]范宁.武汉作家任蒙获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大奖[N].楚天都市报.2009.10.19

　　[5]马平川、任蒙.散文的使命在于守住天地良心[J].文学界.2013,（11）

　　[6]苇鸿.让诗潜入大地深处——读任蒙近年诗作[J].三峡晚报.1995.9.1.

　　[7]任蒙. 新诗四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江汉论坛》2016年第3期  <http://www.cnki.com.cn/Journal/H-H7-DLHX-2012-06.htm>

　　（本文是作者三次分析研究任蒙作品的成果。第一次以《穿行于时空隧道的哲思——品味任蒙历史文化散文》为题，发表于《武汉作家论丛》第2辑，武汉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第二次以《任蒙历史文化散文里的感悟与哲理》为题，发表于《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任蒙论》发表于《江汉论坛》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