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仰与爱情之间的痛烈绽放(李墨泉 韩坤颖)

——评张鹰长篇小说《此岸·彼岸》

　　关于革命信仰的讨论，在理论著作中，在讲堂授课中，甚至在影视剧作的演绎里，从没有像张鹰这部长篇小说《此岸·彼岸》来得这样具体、痛烈，而让人印象深刻。

　　以往革命文本的伦理，大都不自觉地站在男性的，甚至过分男性的角度来抒写血与火的力量，不管是面对战斗时的兴奋、面对死亡的无畏和取得最终胜利后所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情调，都弥漫着男性无法抑制的荷尔蒙味道，其中偶然出现的女性也大多处于被拯救的从属地位，即使是那些激烈的、主要表现为革命信仰牺牲了的女性人物，也成为了对敌人凶残的控诉，而给予文本中男性复仇以逻辑上的合理性和故事的推动力。女性，她的苦难实际上被革命复仇的逻辑遮蔽了，在整个社会中，她的解放与自主性被不经意中推迟了。因为，对于女性的解放，不仅在于使之从敌对阶级中逃离出来，从旧有秩序的压迫中脱离出来，更在于从自己的阵营和队伍中站立起来，而不能是男性革命成功的报偿和酬劳。

　　这是小说中最为触目惊心，并引人深思的部分。逃离地主压迫的童养媳秦小碗，在情窦初开的年龄跟着红军战士强哥，在长征路上经历了生死的考验，两个人年龄相仿，不知不觉中萌发了爱情。到了陕北延安，秦小碗为双腿截肢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孟寒朴做护理工作，并被孟寒朴看中，经过医院方院长的组织安排，秦小碗在对“离开了革命，就一无所有”的恐惧和对孟寒朴献身的崇高革命激情中，选择了与孟寒朴结婚。一边是革命，一边是爱情；一边是截肢的首长，一边是曾经生死相依的强哥；一边是服从组织决定，一边是撕心裂肺的不舍。她的生命有了第一次撕裂，她面对命运不能够自主，而是被裹挟、被选择、被决定着。这样的归宿，在革命年代的女性身上常有，用今天的眼光、站立在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除去讴歌革命的胜利和信仰的坚贞之外，更应清醒认识到，女性的解放、独立与自强在这个民族、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的岁月。

　　如果仅仅如此，秦小碗的命运还不够痛烈到让人难以忘怀的地步。在与孟寒朴结婚后，她见识了丈夫在讲堂上的闪耀风采，欣喜于他笔底千钧的思想力量，知道了他从学生时代就不平凡的经历，慢慢地由钦佩生爱意，开始深深地爱上了孟寒朴。也恰在此时，从苏联治病回来的丈夫与她和孩子被敌人抓捕了，同被抓捕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面对她和孩子的危险，孟寒朴这个“过于看重女人的男人是没出息的”男人，竟然投降并背叛了革命。而当敌人认为他们没有利用价值，准备枪决他们的时候，他们又被节节胜利、正在攻城的解放军救了出来。随后，开始了严格的政审，她和孟寒朴离婚，然而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她依旧在劫难逃，她带着与孟寒朴生的三个孩子，被人踩在泥里、土里挣扎地活着，她的一儿一女也在悲惨的生活中因为绝望和爱情的失败先后去世或失踪。对于背叛革命并给她和孩子带来灾难的孟寒朴，她咬牙切齿地恨透了。这难道还不够苦重吗？光荣成了耻辱，生变成了死，爱变成了恨。为什么让一个女人肩负历史的错误和重担，并赎她本就没有的罪恶？她从一个单纯的女孩被命运扭曲并抹黑，这样的侮辱与伤害才更为震撼人的心魂。

　　而这还远远不够痛烈。当在外省读历史系研究生学位的外孙女盈盈，告诉秦小碗“孟寒朴已经死了”的时候，她几近崩溃，一边走上寻找孟寒朴及其生活证人的故乡之旅，开始凸显出她对丈夫的原谅与深挚的爱来；一边秦小碗又无法接受这几十年来强哥对她深情的守望，在守身如玉中实现自我的折磨和完成，只能在文章的结尾与同为八十多岁的强哥坐在摇椅中，在对长征的回忆中手挽着手溘然长逝。

　　无疑，秦小碗最深于灵魂的痛感是所爱所仰视的人，因对她和孩子的爱，对于革命的背叛。在这个逻辑上，她的革命信仰无比坚贞，但却从不被组织上认同和认真对待，反而要作为“某某人的黑婆娘”背负了耻辱的十字架来赎罪。她的信仰与她的爱的矛盾成了她的原罪。历史不能重演，我想这部小说至少是个反思和提醒，革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女人和孩子，为了她们不被任何组织和个人所牺牲、迫害和奴役，无论是敌方，还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