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的力量——牛红旗《七沟十八弯》阅读印象(薛喜君)

　　无论哪种文学形式，都是在诉说人类的喜悦与哀伤，而“非虚构”更具魅力。“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早被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塞缪尔·约翰逊等文学大师们所青睐。这些文学大师之所以对“非虚构”情有独钟，是因为这种文学形式贴近真实，直抵人心。

　　我没有去过宁夏，因为牛红旗的《七沟十八弯》才知道固原，才知道宁夏南部山区有个泾原县，泾原县境内的深山沟里曾有过一个落后、贫困，又被人称做光棍村的宝丰村。后来我与牛红旗交谈中得知，他为完成这部20万字的作品，先后五次独自进入深山去宝丰村实地采访，并登上了海拔近3000米的六盘山主峰米缸山，从而再读《七沟十八弯》 ，就更加感受到字里行间潜藏着艰辛的足迹。他先后与文中的主要人物王漠交流了二十多次，每一次都会被悭吝的缠窝蛋、矮小的王三、头发蓬乱的铁拐李、牙客王冠、爱未遂愿孙怀锁、失踪的胜娣姑娘等人所触痛。与其说牛红旗是在关注山沟里的宝丰村，毋宁说他是由一个消失的小山村和这个小山村里最后遗留下的几名残障人，而回溯中国西部贫困山区农民的过往和生存状况。

　　牛红旗在引言中写道：“宝丰村找不到了，把宝丰沟底的水捞上来滴在纸上，也找不到了。 ”但通读文本，我们顺着王漠这条明线，很容易就读到了一条条潜流与渐次蔓延开来的片片泓湖。作者通过“非虚构”这一独特的体裁，还原了一个贫困山村，并呈现了山区没有文化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的困惑——无论对命运的把控、对经济收入的权衡，乃至对男女之情的态度，都显得茫然而无力适从。这仿佛正是当下需要关注和理解的。

　　我不否认，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非虚构”是戴着枷锁在舞蹈，因为它必须遵循“真相”的圭臬，又需要作者放开手脚去撰写。也就是说，一枚有味道的“非虚构”果子，只有扒开坚实的外壳，才能品食到它或甘甜或苦涩的果肉。也就是说，如何解构真相、建构文本，需要作者具有足够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也需要读者阅读体会的耐心和眼力。 《七沟十八弯》的语言是扎实绵密的，书写形式是精道新颖的。也就是说，当读者在真相与想象的空间中徜徉时，不可避免地会被《七沟十八弯》直抵心灵的篇章所感动。

　　阅读中，我一直在为低矮得比炕沿稍高的王三与傻女人铁拐李而哀叹，为他们这对不可想象的夫妇能生出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而沉思——难道是傻人有天助？难道是“娘娘神”偏爱他们？但无论怎样，老天还是给他们的残缺不全的生命增添一抹亮色。若不是两个花朵般的女儿，王三和铁拐李令人唏嘘的日子，更会让人欲哭无泪。类似的表述，俯拾即是，使我们洞悉到作者是一名具有个性格局且对文学充满责任感的作家，使我们感受到具备了这种责任感的作家，才能把西部贫困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那些贴地生活的残障人的生命挣扎以写实的手法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

　　《七沟十八弯》中的人物形象鲜活突出，每一篇章的故事都很有意味。例如，六拇指张喜梅受歧视后剪掉了自己一颗指头，王漠在失恋后想找机会诱奸石冬梅的行为等，既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矛盾，又揭示了人性的脆弱。文中还不乏对神秘现象的叙述。例如，红母牛听到要把自己卖给牛肉贩子的自杀行为、王漠与董晓红进入宝丰沟适逢的连天大雨、米缸峰顶扑灭大火的鬼使神差的那股风等。这些情节，使人疑惑世上似乎真有一双看不见却在洞察人情世故的眼睛。另外，赌棍“浪里二条”因女儿有了自省心，“干儿子”返回来认亲生父母做“干爹干妈” ，悭吝的缠窝蛋能在紧急时刻舍身救火，在城里上大学的莲娣回乡来探望残疾父母等事件，总能让人眼前一亮。从而看出，作者的笔尖虽然是在向下抒写，而他的眼光是远眺的，文本的灵魂是向上的。

　　《七沟十八弯》中，我还欣喜地看到，生存在穷山沟里的农民，已经走出贫困的山沟，已经走出自我的封闭，投入了新的生活，同时，我又看到当他们离开山沟时对母土的眷恋和回归愿望。例如，在城里生活多年的王漠，借着给先人送“寒衣”的机会圆了带儿子回乡寻根的梦；自小到舅舅家做了城里人的莲娣，带着“小伙子”走向了倒回沟——即便这贫瘠的山沟是他们早想逃离的地方，即便是豆豆追随姐姐的脚步悄无声息地失踪了，但我相信，凡是心怀志向走出大山的人，终会实现梦想。

　　《七沟十八弯》在王漠又一次进入宝丰沟坟湾送“寒衣”返城后落下了笔。“王漠对老妈说，老家沟里四处修了苗圃。老妈林熙凤说，那就好，那更好。 ”作者通过母子俩简扼的对话给作品画上了句号，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全新的宝丰村。虽然它不复存在了，但它却依然让人牵挂又追忆。